史俊琴
我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在这片圣地热土上生活、工作了七十年，从革命家风浸润的童年，到黄土沟壑淬炼的青春，从基层一步步走到省城，再到退休后投身于弘扬践行延安精神的事业，岗位虽几经更迭，但刻在骨子里的延安精神，却历久弥坚。作为革命后代、一名有着 53 年党龄的老党员，延安精神是我生命的底色、前行的灯塔、力量的源泉。这片土地的辉煌过往与伟大的延安精神，始终指引着我做人做事。这份与延安血脉相连的情思，浓得化不开，历久而弥新。
红色家风 根植初心
我的故乡是延安子长市安定古镇，这座素有 “ 历史名镇、文化古镇 ” 之称的陕北小镇，不仅寄放着我的乡愁，更蕴藏着家族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安定城里史姓为大族，人口众多，聚族而住。我的五爷史唯然，是陕北早期革命星火中熠熠生辉的一员。五爷年轻时期与谢子长、刘志丹同在榆林中学求学，在校长杜斌丞、教务主任李子洲的谆谆教诲下，共同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与洗礼，心中燃起救国救民的理想之火。五爷于 1925 年经李象九、谢子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陕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担任党在瓦窑堡军队李象九三连中第一任特支书记，还是高岗的入党介绍人。大革命时期，五爷与李象九、谢子长等进步青年在陕北井岳秀部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1927年参加了著名的“ 清涧起义 ”，后又与习仲勋、马锡五、唐澍等革命前辈并肩奋战于西北局。1935年，五爷在上海执行秘密任务时不幸被捕，身陷于南京国民党监狱。面对特务的各种酷刑，他宁死不屈，守口如瓶，从未泄露党的任何机密。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多方奔走保释出狱。后经李克农、钱之光等同志代表组织审查，他先后在八路军南京、武汉、重庆、西安办事处工作。特别是 1942年调回延安后，在边区政府与西北局工作期间，他写下近十万字的日记，详实记录了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机关干部学习生活、大生产运动、“ 七大 ”召开、支援抗战、转战陕北、东渡黄河等重大历史片段，为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解放后，曾任国家贸易部副部长， 1955年因积劳成疾在北京逝世，享年53岁。中组部为其撰立碑文，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民政部追认史唯然为革命烈士。
五爷的革命精神，深深影响了我的大伯史呈祥。在五爷的感召下，大伯年少时便立下革命志向，在西安中学读书时秘密入党，投身革命活动。1934年，五爷因叛徒出卖被通缉，调往上海中央局工作前，嘱托大伯返回陕北安定老家，为地下党传递信件，向家人传口信。谁知大伯归家当晚，吃了一顿饭，被同学南宗玉叫走后便生死不明，年仅 19 岁。爷爷奶奶寻遍四方，哭干泪水，最终抱憾离世。直到 2019 年，我在陕西省档案馆查找资料时，才从 《烈士名录》 中确认大伯生于 1916 年 8 月，卒于 1935 年秋。子长市政府在子长烈士陵园为其立碑纪念，告慰英烈忠魂。
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一生勤劳善良，忠厚质朴，与乡邻和睦相处，守望相助。他们虽然不懂什么高深理论，但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用陕北革命老区人民最朴素的言传身教，教我本分做人、踏实做事，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先烈先辈，对得起这片红色土地。这份红色家风，如同春雨润物，在我心底深深扎根，让我一生脚踏实地，坦荡正直，不负先辈遗志，不负延安养育之恩。这颗初心，是家族血脉的印记，是我人生旅程中最初、也最恒久的指路明灯。
黄土奋战 砥砺前行
我们家人口众多，爷爷奶奶持家，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比较重。母亲生育两男七女，“ 女子不如男 ”的话语常绕耳畔，但这反而让我生出一股不服输的韧劲。1970年，16岁的我为分担家 庭重担，忍痛告别梦寐以求的校园，从安定中学回到安定大队。回乡不到半年，我便被选为大队“ 铁姑娘队 ” 队长，从此投身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浪潮。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陕北，水土流失严重，谷物难生，乡亲们靠天吃饭，温饱都成了难题。修梯田、筑水渠、打淤地坝，每一项工程都十分紧迫且异常艰巨。“ 铁姑娘队 ” 作为实打实的 “ 吃苦队 ”，往往都是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身为队长的我，更要冲锋在前、以身作则。
陕北的初春，天气还很冷，为清理水渠渠底，我带头跳下去，渠底刺骨冰水渗湿了我们的布鞋、冻僵了双脚，却冻不住我们一心想把水渠打通的热情。那些日子，我们天不亮就出工，天黑才归家，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握惯钢笔的手，拿起镢头、铁锨，很快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结茧，茧子又被磨破，我却从未叫苦喊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修一亩梯田，多打一座淤地坝，乡亲们就能多收一点粮食，少受一点饥饿。劳动间隙，姐妹们腰酸背痛，我便带着大家唱起山歌，把《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名篇改编成曲，放声歌唱，嘹亮的歌声回荡在山谷，驱散了疲惫，更凝聚了奋进的力量。“ 铁姑娘队 ”的姐妹们干得比男劳力还要出色，别的妇女只能拿六到八个半工分，我和两位姐妹却能拿到九个半工分，安定大队也成为延安地区最早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大队。男青年们心有不服，下了挑战书，说我们要是有能耐，就去挖土烧砖。烧砖是实实在在的体力活，挖土、和泥、脱坯、烧制、出窑，每一道工序都不轻松，我偏不信邪，当即用粉笔红纸立下应战书。连续两个月，我和姐妹们每天五点多出工，晚上才归家，硬是凭着一股韧劲，脱坯数量远超男同志，烧出的砖平平整整。最终，我们用实力让男青年们心服口服，一句“ 不愧为铁姑娘中的精兵强将 ”，便是对我们最好的褒奖。这段岁月，让我对“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延安精神有了刻骨铭心的体悟。
后来，我被抽调到安定公社搞路线教育工作，虽不舍朝夕相伴的姐妹们，但在大队书记史秀楠的劝导下，我才明白改变公社的面貌也是为国家尽责。就这样，我从大队走到公社，再到县城，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而那份源自黄土、扎根人民的初心，从未有过丝毫动摇。
扎根热土 履职为民
1975年，我考上国家正式干部，分到冯家屯公社工作。1979年调子长县妇联工作，先后任副主任、主任。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做他们的 “ 贴心人 ”，成为我不变的追求。我们组织实施农村妇女创业和劳动技能培训，
帮助1000多名农村妇女掌握一技之长 ；开展贫困儿童助学计划，联系捐助使1500名儿童重返课堂。一次，我和栾家坪公社祁家河大队书记齐月娥下乡，遇到一个十岁左右在路边玩泥巴的小男孩，得知他因父亲患病、家中贫困而辍学，我心里一阵酸楚，当即掏出26元钱递给他，叮嘱他好好学习，长大做对国家有用的人。我还救助过被人贩子拐骗的小女孩 “小吴” ，当时公安干警发现她时，她面黄肌瘦、胆小怕事，问什么都摇头。我了解情况后，主动把她带回了家，给她洗头洗澡、捉头发里的虱子、换上干净的衣服，陪着她和我的女儿一起玩耍。十几天后，小吴的父亲从河南赶来，带着自家做的粉皮和香油，见到我时热泪盈眶，叮嘱女儿 “在延安你有个好妈妈”。那一刻，温暖溢满心间。我把粉皮分给妇联的姐妹们，让他把香油带回去。因为在我看来，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这点点滴滴的关爱之中。在基层工作的十八年里，从农村到公社，从公社到县妇联，岗位在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这段岁月，磨砺了我的意志，锤炼了我的品格，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延安精神的核心，就是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
1992年，我党校毕业，因毕业论文契合延安中药材产业发展政策，引起组织重视，继而调我到市中药材开发公司任生产科副科长并主持工作。当时公司规模小，籽种滞销，经营效益低下，连工资都难以发放。在经理的支持下，我带领科室人员以训代售，深入各县区40多个乡镇、100多个行政村开展种植培训，当年便指导农民种植中药材十多万亩，带动1200多户农民增收，公司效益逐步好转。半年后，我被任命为总公司党办主任、工会副主席，在牵头规划建设临街门面房时（创办工会经济实体），组织职工自愿集资解决资金难题，仅用一个月便完成建设，租金收入及时还清集资款，当年我也荣获全国先进女职工工作者称号。1996年，我被组织提拔任命为总公司党委副书记， 1998 年，兼任宝塔区药材公司经理。彼时该公司亏损严重，负债15万元。我主持制定清欠奖励办法，仅两个月就收回欠款60多万元，公司销售额大幅提升，成功扭亏为盈。我也被延安地区行署授予“ 扭亏为盈的好经理 ”和延安地区劳动模范。
2001年，我被任命为延安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首任局长。这份组织信任与千斤重担，让我提出：“用延安精神建设延安药监、发展药监事业，把守护百姓生命健康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与全体延安食药监人一道，走过了在改革中诞生、在困难中奋进、在求实中发展、在赞誉中自勉的发展之路。
市药监局组建之初，面临重重困难：没有经费，我和一名副局长拿出家中仅有的5万元垫付；没有办公场所，就把路边院落和自家当作临时办公室；没有交通工具，就挤公交、搭便车。当时延安药品市场比较混乱，“ 黑牌子、低房子、木匣子 ”是无证售药点的真实写照，甚至有印着 “ 文革 ” 时期标语、早已过期变质的药品仍在销售。看到这一切，我心急如焚：“ 绝不能让老百姓吃这样的药啊！” 我带领班子成员一手抓组建，一手抓市场监管。四位局领导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为争取市委、市政府支持，我多次登门汇报工作，还曾在市政府食堂门口守候。等我见到市长时，他笑着说：“ 你一个局长还坐黄‘面的’啊！ ”凭着这份赤诚与执着，我们最终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张社年市长当月批拨50万元办公和购车经费，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们紧抓国债项目机遇，在百米大道争取到8.32亩划拨土地，建成6层 4000多平米的食品药品综合办公大楼。我特意让人在大门上方镶嵌上“ 为人民服务 ”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这不仅是大楼的鲜明标识，更是我们全体食药监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我们还在全省食药监系统率先为职工解决住房问题，稳定了人心，凝聚了合力，为事业发展筑牢根基。
食品药品安全是守护百姓生命的底线，谁也不能突破。2002年“ 五一 ”期间，根据群众举报，我们发现两个地下药械批发黑窝点，在我带队查封时，无数说情电话接踵而至，有直系亲属，也有对我恩重如山的老领导，但我毅然关掉手机，坚守原则底线，坚决将 390 多件标值 20 余万元的非法药械依法封存查扣。外地企业想违规开办药品超市，许诺给我股份，我坚决拒绝并予以取缔。待企业按规筹办后，我也秉持公平原则予以支持，助力延安市第一家药品超市顺利开业，带动了药品零售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十余年来，我和班子成员坚持秉公执法，规范用权，全系统近 500 名执法人员办理 2 万多件案件，无一例违法违纪、无一例错案、无一例行政复议，以铁的纪律守护人民安康。
这一切，本质上就是将延安精神这一红色基因，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的食药监治理实践，将坚定信念、实事求是、服务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内涵，深度融入组织建设、制度运行与日常监督之中，实现了精神传承与专业履职的有机统一，从而为事业注入了灵魂、夯实了根基、激发了动力。在全体工作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延安市食药监局荣获“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 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等 60 多项殊荣，我个人也荣获“ 全国三八红旗手 ”“ 时代先锋 ”等 30 多项荣誉。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建设“ 健康卫士 ”展室、组织文艺演出、成立宣讲巡回报告团，采取多种形式在全国食药监系统宣传弘扬延安精神，先后赴北京、上海、山东等 20 多个省市食药监局宣讲先进事迹，还有 100 多家省市县食药监局前来观摩学习，相互交流，共同提高，推动食药监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红色基因 矢志传承
2012年，我在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巡视员岗位上履职三年多后，光荣退休。本可安享晚年，但延安情怀难舍，经组织批准，我加入了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担任副会长兼组织联络委员会主任。在梁凤民、梁宏贤两任会长的正确领导下，在各内设机构的密切配合和全体工作人员的鼎力支持下，开启了全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组织建设工作的新征程。
2022至2023年，在原有22 家县区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基础上，在常务副会长郭润芝的带领下，深入全省 10 个市区、 40 多个县市区，实地调研、多方协调，用一年时间，实现了全省 107 个县（市、区）延安精神研究会组织建设全覆盖。 2025年，在此基础上又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研究会党组织建设全覆盖，为全省研究、弘扬、践行延安精神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研究会先后被全国社科联评为全国先进社科类社会组织，荣获民政部“ 第五次全国先进社会组织 ”称号，得到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王晨和省委领导的充分肯定。
我生在延安，长在延安。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汲取延安精神的滋养，在奋斗中践行、传承延安精神，这是何其的有幸。著名诗人艾青说：“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 ” 于我而言，这份深情是对延安这片红色热土的眷恋，是对延安精神的执着坚守。此生，我与延安相伴，与红色同行，这份情思将如延河水般，永远流淌在我生命的河床里，激励我不断前行。
（作者系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副巡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