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出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始末

缪平均

博古（1907年5月14日 —— 1946年4月8日），原名秦邦宪，字则民。江苏无锡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卓越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翻译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对全党普及和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4月8日，博古、王若飞、叶挺等17人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飞机在山西黑茶山突然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3日，博古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1936年初，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后，由他主持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博古也曾犯“左”倾错误，但他知错能改，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逐步成长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36年2月，宋庆龄受宋子文、孔祥熙之托，派董健吾、张子华前往陕北递送南京方面关于国共双方进行秘密接触的密函。博古在瓦窑堡会见了他们，接受了南京方面的情况，并将这一情况详细报告了在前线的毛泽东等人。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给博古拍了一封转董健吾的电报，在电报中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等五条意见。博古迅速向董健吾等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但在这时博古还没有真正走出教条主义的阴影。1936年3月20日，在山西鼓楼附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仍然不同意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抗日阵线之内，他说：“目前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阶级斗争还激烈存在，我们要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卖国贼。”博古随后的思想转变是在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完成的。

1936年冬到1940年冬，博古主要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兵谏”蒋介石抗日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通过分析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12月17日，博古受中共中央委派，同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解决西安事变。在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博古协助周恩来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为西安事变和平顺利解决贡献了力量。

1937年2月，博古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6月，他再次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与周恩来、叶剑英等赴庐山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同年9月初，他又抵南京，与国民党方面代表康泽就“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组织”等实质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把党的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同康泽进行激烈争辩，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而在其它一些具体问题上，经请示中央则作了一定的让步。经过艰难反复谈判，促使蒋介石最终同意，在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又发表《蒋委员长谈话》，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形成。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时，博古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负责领导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中央给办事处的任务是：宣传中共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恢复建立各地党组织。博古不辱使命，出色完成多项任务。为营救政治犯，他多次同国民党方面谈判交涉，迫使国民党方面先后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释放了一批政治犯，由南京办事处接待和初步审查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700多人经西安转送延安。为恢复党的地方组织，他亲自领导建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浙江临时工作委员会，还组建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博古随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撤往武汉，这时博古教条主义的病因还没有根除。在1937年12月延安政治局会议上，他再次做了王明教条主义的俘虏。与过去不同的是，王明由“左”倾冒险主义转到了右倾投降主义。当王明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调时，他便提出“依靠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军队抗日”的口号。会后他在长江局继续追随王明，为蒋介石涂脂抹粉，说抗战初期的失利，重要原因是敌强我弱和“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某些错误”“蒋先生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12月会议结束后，博古同周恩来、王明等来到武汉。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中央局联系会议决定，鉴于两个机构成分大致相同，为了便于工作，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长江中央局。长江局委员由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等组成，王明为书记。博古兼任长江局组织部长。在武汉，他同周恩来、王明等与蒋介石及国民党代表陈立夫等就国共关系等进行了多次谈判，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权益。

1938年6月，博古与毛泽东、王明、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一起被选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当时被称为“中共七参政员”。在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活动中，他坚决维护党和民族的利益，表现了一个中共参政员的气质和风貌。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博古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召开前，一些参政员想在会上提出弹劾孔祥熙案，其目的在于“去孔拥汪（精卫）”。他同中共其他参政员一起，为阻止这一议案的出台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10月，博古出席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会后蒋介石同博古、吴玉章、董必武等中共参政员谈话，提出共产党应去“国民党内做强有力的干部，为国家民族共同奋斗，不必要共产党”。博古针锋相对地说：“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动摇，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此后，他连续四届当选为国民参政员。

1938年9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希望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加强团结，王明不要再争领导权。博古出席了会议并作《青年工作报告》。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博古改任南方局组织部长，这次会议给博古以很大震动，六中全会还没有结束他就从延安飞往重庆，除继续担任国民参政员外，主要负责南方局组织工作。1939年8月，周恩来因手臂负伤赴苏联治疗，博古代理南方局书记。在这期间，他先后去广东韶关、湖南邵阳和川东等地，参加中共广东省委、湖南省委和川东特委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这些地区党的工作。在这些实际工作的锻炼中，博古逐步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为他担任党报社长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他具有理论宣传的特长和办报的经验，这是他担任社长的又一重要因素。他留学苏联，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内学历最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他投身革命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这些经历为他担任社长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他参加过多种报刊的编辑工作。1930年5月，博古从苏联回国担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办报，负责编辑工人内部刊物《劳工报》和《工人小报》。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建立，他被任命为第一任社长，同时担任《新中华报》社的社长。1937年9月，他在领导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并购置了纸张和印刷器械。由于南京战局紧张，他将设备转到武汉继续筹备，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在1938年1月11日正式出版了《新华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第一张公开的报纸。他在党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写作、编辑到排版印刷，都很精通。他常常是集写作、编辑、排版于一身，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新闻人才之一。20世纪40年代初，在延安的报纸刊物虽然发展壮大，但是中央级刊物刊发日期较长，并且理论宣传较多。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报纸在皖南事变之后处于不利境地，不但不能宣传方针政策，而且发行受到威胁。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合并现有报刊，创办大型机关报。1940年冬，国际风云日紧，国民党酝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公开的办事机构均处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中。为了保护党的干部，博古等南方局领导干部于11月3日被中共中央召回延安。1941年2月，博 古 任《解 放》月刊编委、中央出版局局长。同年3月，中共中央为了减少开支，统一党内的对外宣传口径，有力地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决定进一步压缩和取消其他刊物，创办一张大型日报，并把筹备该报的任务交给了他。当时，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之下，陕甘宁边区的物质条件极为困难，办报既无房子更缺印刷机械，他率领筹备组成员四处奔波，终于在延安清凉山建起了社址。1941年5月14日，博古主持召开《解放日报》第一次编务会，杨松、曹若茗、丁玲、张映吾、王揖、杨永直、方紫等人出席。杨松在会议上报告了办报计划并主持了讨论。博古围绕《解放日报》的性质和任务、党报工作者的工作和制度做了长篇发言。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社长。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这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日报，毛泽东题写报名撰写《发刊词》。1942年9月起，《解放日报》也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

博古非常热爱这项工作，常常对自己的同事说：“我将终身从事革命的新闻事业。”此时的博古，已成长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之一，是拥护拱卫以毛泽东这轮明月为核心的一颗坚定的卫星。

（作者系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陕西省档案局资料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