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志丹、习仲勋携手共建陕甘边根据地
1932年八、九月,在一个长满杨树、柳树,名叫做“杨柳坪”的地方,19岁的习仲助辗转数百里来到这里,见到了仰慕已久,长他10岁的刘志丹。
杨柳坪位于耀州区照金南5里处的一个小山村。在这里,陕甘边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和组织发动两当起义的习仲勋紧紧拥抱在一起。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他们相互关心支持,携手并肩战斗,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当年,红军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刘志丹率领下来到照金,驻扎在杨柳坪休整,经历了两当起义失败的习仲勋寻找游击队也来到了这里。对于这次见面,习仲勋曾多次回忆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
习仲勋回忆道,1928年,渭华起义时我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到开展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
当时,习仲助因两当起义失败,见到刘志丹,他的心情既激动又沉重。刘志丹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鼓励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他的态度真诚坦率,好像有一种吸引力,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他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相视很久。刘志丹脸庞清瘦,鼻梁很高,目光深邃而温和,总带着笑意。
刘志丹知道习仲勋起义前曾任营党委书记,搞过学生运动,坐过牢。刘志丹结合自身经历感慨地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几十次起义,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即使严重局面到来,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如何建立根据地,刘志丹提出应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三不管的地方、各种地方势力有矛盾的地方,去建立游击区,逐步发展成根据地的主张。
刘志丹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尤其是他“走井冈山道路”的见解,令习仲勋钦佩不已。习仲勋多次谈到,“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方向和道路”。
得悉习仲勋的经历后,刘志丹对他说,“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是学生,不了解实际。基层干部又大都不识字。你是中学生,种过庄稼,了解农民。组织过武装起义,熟悉军事,这是你的长处,现在要多做社会调查”。此后几天,刘志丹带着习仲勋翻山越岭,了解民情。他们每到一处,就和群众拉家常,谈种地,聊社会,亲如一家。
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习仲勋与刘志丹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习仲勋将刘志丹当作老师、兄长,他们携手并肩,赤诚相待,在革命的征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红军游击队离开照金时,刘志丹将特务队留给习仲勋,并叮嘱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撤离。游击队要发动群众,平常是农民,集合起来就是游击队。
1933年6月初,习仲勋在战斗中负伤,刘志丹得悉后一到照金就来探望。刘志丹随红二团南下时,两人依依不舍。红二团南下失败后,10月刘志丹经历千难万险回到照金。留守在照金的习仲勋马上去看望,大难之后的重逢,两人无比激动,彼此紧拉双手,久久不分开。
看着刘志丹消瘦的身体、深陷的眼窝,习仲勋眼含泪花说:“你们处境真难啊!先把身子养好再说。”刘志丹无比沉重地说:“我们又上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真叫人痛心。”
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兴奋地说:“这下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排除了错误的主张,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了。现在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此后,刘志丹、习仲勋等克服重重困难,纠正“左”倾错误,创建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习仲助后来曾深情回忆道:“志丹同志虽然比我长十岁,但我和他在一起工作时,却感到他是一位很好相处的同志,随和的好导师、好领导,也是好朋友,好兄长。他的确是一位光辉四射的革命家。”
共产党员要拥护我们自己建立的政权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兔儿梁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3月中旬,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派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治委员。4月5日,召开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陕甘边区党、政、军等组织的建立和完善,标志着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
在红二十六军的配合下,陕甘边特委、革委会、游击队总指挥部把巩固、扩大、建设照金苏区作为中心任务,组织和领导群众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和边区建设。
红军摧毁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习仲勋领导人民相继成立了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渠塬、马栏川等乡级革命委员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行政体系。开展武装群众工作,在各区、乡、村普遍组建了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富农、寺院、祠堂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区别,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习仲勋带领群众在照金设立集市,活跃苏区经济生活,便利部队和群众购买生活资料。实行禁烟、禁赌、放足等政策,改造社会陋习,树立新的社会风尚。
1933年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委会、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机关迁驻照金薛家寨,相继建起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后勤单位,使薛家寨成为陕甘边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和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
1934年,刘志丹、习仲勋等又带领边区党政军等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当年11月,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建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21岁的习仲助当选政府主席,刘志丹任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设中,刘志丹特别注重维护边区政府的权威。
一次,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要出一个布告,习仲勋决定用军委主席刘志丹的名义,刘志丹却说:“用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习仲勋提出:“我的影响不大。”刘志丹坚持说:“我们自己要扩大我们政府的影响,要树立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
还有一次,在陕甘边军政于部学校,刘志丹正给学员讲话,看见习仲助来了,马上喊道“立正”,向习仲勋敬礼,并请习主席给大家讲话,弄得习仲助不好意思。事后刘志丹对习仲勋说:“我们共产党员要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
刘志丹带头维护习仲勋的威信,是对政府工作最大的支持。习仲勋后来深有体会地说:“刘志丹的行动真是有感召力,我一个20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很尊重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更要虚心,我见了他们更要尊敬,对年长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对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关系更融洽了。”
刘志丹、习仲勋等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与谢子长等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谢子长病逝后,刘志丹等指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攻克了6座县城,国民《大公报》《西京日报》《晋阳日报》不断有西北根据地消息的报道,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在哈达铺看到了这些过期的报纸,高兴地知道了在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于是决定“我们要到陕北去,那儿就是我们的目的地,”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刘志丹、习仲勋等创建的西北根据地--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
习仲助此后在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绥德地委书记、西北局书记期间,每到一地,如果是刘志丹曾战斗或生活的地方,他都要向干部群众讲述刘志丹的事迹,教育干部群众,使刘志丹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刘志丹与照金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这首陕北民歌唱的是西北老区人民对人民英雄刘志丹发自肺腑的爱戴。
刘志丹,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1925年加人共产党。榆林中学毕业后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从陕北黄土高原里走出来的热血青年,目睹了国民党统治下贫苦百姓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经过榆林中学的启蒙,黄埔军校的熏陶,大革命的洗礼,渭华起义的锤炼,兵运工作的磨砺,使他成为一个意志坚定、经验丰富的红军优秀指挥员。
刘志丹出身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在榆林中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了解了共产主义,便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他不忘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出自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爱,将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生而益民,死而谢民”,是他毕生践行的誓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边一带的革命斗争如星火燎原之势蓬勃开展。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浴血奋战,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
1932年2月20日(正月十五),刘志丹、谢子长带领红军游击队秘密来到照金,趁元宵节收缴了照金民团的枪支,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秋天,谢子长、刘志丹再次带领游击队到照金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游击队离开时,留下特务队由程双印、习仲勋、第五伯昌等指挥,在照金活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建立后,刘志丹先后任政治处长、团参谋长与王世泰指挥部队在照金周边活动,与国民党军队和保安团队作战,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刘志丹担任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率部来到同官县(今铜川市王益区、印台区),当年这里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但官府的赋税粮款,有增无减。百姓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刘志丹决定率领红四十二师一部南下攻打同官县黄堡寨,开仓放粮,救济百姓。
黄堡寨是同官县城南30里处的重要集镇,是贯通陕甘的军事要塞,也是国民党黄堡区公所的所在地。这里平时有民团把守,寨外四周地势险要,只有一条通道,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寨子里住着退役的国民党军营长范子畴,靠贩卖鸦片发了财,是当地有名的恶霸。4月23日夜,刘志丹带领红军们到达黄堡寨,悄悄埋伏在寨子下面的麦田里。黎明时分,寨中的小贩张子贤,像往常一样出城去卖油渣。他喊守兵开门,守兵看了看张子贤,就把钥匙扔了过去,然后伸了伸懒腰,又睡了过去。张子贤捡起钥匙,打开了城门。这时,埋伏在外的红军战士一拥而上,冲了进去。民团兵丁见状慌作一团,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缴了枪,其他的守兵也落荒而逃。寨子里还有第二道门,红军发现门缝较宽,便用枪将门锁打坏,冲了进去。范子畴听见枪声,顾不上穿好衣服,匆忙登上城楼,见红军追来,抓起一颗手榴弹投,惊恐中竟忘了拉弦。范子畴见手榴弹没有爆炸,就慌忙逃跑,一边逃,一边向身后迫赶的红军开枪,一名战士不幸牺牲。范子畴急忙从寨墙外土崖上溜下去,蹚过河刚爬上河沿,就被红军排长宋飞一枪击毙。红军成功攻下了黄堡寨。
第二天上午,红军召开群众大会。乡亲们看到仰慕已久的红军师长刘志丹,他中等身材,英姿勃勃地站在土包上,大声地讲道:“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没有吃的都过来拿粮。”乡亲们高高兴兴地把粮食搬回了家,都说红军是亲人,是老百姓的救星。
未完待续
(作者:姚文琦 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