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是承前启后、达到全党空前团结的大会，它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指导全党各方面工作、夺取全国胜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七大虽已过去77年，但会议期间及前后发生的许多不为人熟知的事情仍给人以神秘感。好在诸多当事人的回忆和一些流散的史料仍能让我们一窥端倪。

会议时间一再延期

召开党的七大，中央领导层给予了高度重视，期间多次酝酿并组织专门会议进行研究，但都因一些客观原因不得不一再推后，其中主要因素是动乱和战争。

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召开七大会议。并确定政治局进行准备。但由于蒋介石不断组织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央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反围剿。七大筹备工作被迫中断。

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人从苏联返回延安，中央于12月召开政治局会议，除研究一些事项外，还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共25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由于抗战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抗战不力，新四军初建，八路军华北战略尚未展开，军事将领难以抽身参会，这个决议没能实施。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开会，再次就党的七大筹备进行研究和安排。4月向共产国际汇报，因战争原因外，王明归国继续坚持右倾错误，对七大筹备也造成干扰。9月，六届六中全会对王明进行了批判，同时作出决议，要求加紧准备并在较短时期内召开七大。

1939年6月和7月，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9月1日前选举七大代表人选，但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反共高潮，党中央不得不再次把主要精力放到率领军民打退国民党反共企图和粉碎日寇进攻上，七大召开再次搁浅。

1941年3月1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当年五一期间召开七大。因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等，加之张闻天与毛泽东工作交接而又一次延迟。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再次提议在9个月内召开七大。8月1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决定1943年底召开七大，但又因日军对解放区“扫荡”加剧，会议再次延期。直到1944年5月下旬，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七大召开时间和议程才正式确定下来。

1945年4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终于开幕。这次会议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间隔了17年，会议从1945年4月23日一直开到6月11日，整整50天。这次会议成了党的历史上间隔时间最久召开时间最长的一次党代会。

会址选择及后勤保障

在什么地方召开党的七大，会址的选择也是颇费周折。选址是从保证会议安全和物资需要为前提。中央多次派人对预选会址进行实地考察。最初考虑会议地点放在陕北安塞县李家塔举行。1940年5月，主管此工作的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亲赴安塞实地考察，觉得那里的环境较隐蔽而且便于防空，是召开七大的理想之地。但存在一些弊端：主要是交通不便，离中央所在地延安较远，且生活物资不足，会议供应难以保障。

经中央领导反复权衡、多次协商后放弃了安塞。

安塞计划放弃后，有关部门又把会议地点放在延安枣园后沟。枣园后沟树木密集、高大，便于隐蔽，又临近中央领导住处，便于及时汇报沟通。枣园的物资也比安塞充足，便于采购和保障供应。考察人员准备将这里确定下来，但随后又发现了问题：这里的水源不足，水质不好，能提供给代表们住宿的房间也不足。综合各方面因素后也放弃了。

最后考察的是延安杨家岭，经过反复比较并上报中央书记处，最终确定杨家岭为七大会址。

会址确定后，除开会场所中央大礼堂在加紧建设外，其他许多问题也摆在筹委会面前：如粮食、蔬菜、纸张、药品及其他物资供应以及会议安全等等，都需要考虑和尽快解决。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延安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党中央据此制定了筹措物资的基本原则：因陋就简，尽可能就地取材。

七大需要印制大量会议材料，可延安的纸张极为稀缺，有人提出马兰草可以做纸，瓦窑堡、保安、绥德、葭县（今佳县）一带都有家坊制作麻纸。陕北的山地沟坡到处都有马兰草，它叶子扁长且有韧性，是造纸的好材料。于是，筹委会组织人员寻找技工，组织人手，建立工坊，自己动手，土法上马，终于造出马兰纸，解决了纸张的供应。毛泽东所作《论联合政府》报告和其他会议材料基本都是用马兰纸印出的。

七大是一次重要会议，规模大时间长，要把它记录下来需要大量胶片。战争年代胶片稀缺，延安更是如此。这个任务交给了八路军总政电影团。为节约胶片，负责人吴印咸在了解大会议程后，从开幕到闭幕所需数量做了精细计算后做了拍摄安排，并要求拍摄人员认真对待尽量节约，为我们保留下大量珍贵影像资料，展现出领袖精彩瞬间，定格了许多真实会议场景。

那时，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已取得成效，边区的蔬菜、水果、猪羊肉基本可以满足会议供应，但粮食缺口太大，一直无法解决。直到1945年初，筹粮组从山西安全运回一批粮食才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得知消息后非常兴奋，很快决定：开会，不能再延期！

物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还有一个重要事项就是安全和保卫。此前，日军飞机已多次飞临延安进行轰炸，给军民造成很大伤亡。这次会议，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长，期间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为保证万无一失，保证领导和代表们的安全，中央特地调集了防空部队。中央警备团还整修了杨家岭的防空洞，构筑了从会场到防空洞的防空掩体，并抢修了枣园到杨家岭的延水桥，以保证代表们每日往返。为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军进行破坏活动，警卫处在礼堂各大门和围墙外各山头高地布置了两层警戒，在领导及代表通行路线上增设了固定岗和巡逻哨。

中央大礼堂

去过延安杨家岭的人，都参观过中央大礼堂。这是一座很有历史意义和特色的雄伟建筑，它耸立在杨家岭沟口，是党的七大会址，那西式风格和窑洞风格的完美结合，今天看来仍使人震憾。它是一座完全由共产党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建筑。

为在党的七大召开时能有一个可以容纳众多代表的会议场所，中央早就考虑修建一座供会议使用的大礼堂。

大礼堂的筹建，其实早在1939年5月就已经开始。杨家岭原来有一个砖木结构的礼堂，1941年冬不慎失火烧毁。火灾后不久，时任中央副秘书长的李富春就请来自然科学院的建筑家杨作材，要他设计方案。杨作材毕业于武汉大学，他加班加点很快拿出两个方案。一个规模太大，所有中央机关都容纳在内。李富春笑着说：“你要在这里建都吗？”遂选中了只建礼堂的方案。经过调整完善，中央大礼堂于1941年正式动工。因为严格保密，很多人不知道在经济困难时为何还大兴土木。于是有人给任弼时、李富春提意见，认为这是铺张浪费。

1942年中央大礼堂顺利落成。建筑用的石料都取自当地，也由当地工匠精心施工，除了施工人员，修建期间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都来这里义务劳动。

中央大礼堂为砖石结构，中西合璧，外部吸收西式建筑风格，内部又具窑洞特色。长35米，宽30米，高11米，中间的主厅可以容纳1000人，采用四个大石拱作主梁，避免了视线遮挡。为减轻石拱承载力，参考赵州桥在大石拱上加了小砖拱，然后用砖砌平，使它既承重又平整美观。正厅的四个出入门各不相同，整座建筑没有传统的屋檐，排水功能也非常合理。细心的人会发现，大礼堂外墙为上砖下石，石砌七层，寓示党的七大在此召开。

大厅正面高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标语，主席台正中有六面党旗，中间是毛泽东、朱德巨幅画像，两侧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大厅两侧是一副对联，上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下为“团结全党，服务人民”。会场后面标语是“同心同德”。大厅墙壁两边插有24面党旗象征党已走过24年辉煌历史，旗下“V”型木座是英文代表胜利。会场由鲁迅艺术学院布置，院长周扬自豪地说：“这个会场是我们学院设计的！领袖像也是我们绘制的！”

1945年4月23日，七大召开的第一天，朱德在大会上自豪地说：“我们今天的大会是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这是我们自己建的礼堂。从一大到六大可都是在人家的房子里开的哟！我们这次大会的特点，不仅是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而且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召开的。这是与以往的会不同的。我们党经过20余年的斗争，才有今天这样多的党员和军队，也才有今天的大会。”

朱老总的话让代表们感慨万千。一大代表12人，二大代表12人，三大代表30多人，四大代表20人，五大代表80多人，六大代表142人，都是在别人的房子里开会。七大代表达到755人，却是在自己修建的礼堂里开会，同时也是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参与、独立自主召开的党代会。

如今，这座庄严、古朴的建筑已经历了80年，它风姿如昔、巍然屹立，为我们讲述着那段辉煌历史。而它的设计者杨作材已于1989年悄然离世。

未完待续

（作者：叶知秋 蓝田北关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