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末的一天，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心照金的陈家坡附近，突然枪声大作，远处传来吵吵嚷嚷地喊叫声：“抓活的，抓活的……”，一时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红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习仲勋和总指挥黄子文带领边区政治保卫队二十余人，准备到薛家寨东南十多里外的北梁村发动群众，并顺便购买粮草。
军民情深
大清早，习仲勋、黄子文就带领政治保卫队到了陈家坡附近的房沟村，正在吃早饭的习仲勋忽然发现东边陈家坡的山梁上有四五个人影在晃动，形迹可疑。他敏锐地意识到遇到了民团包围。陈家坡是通往北梁、金盆、高山槐的必经之地，坡陡沟深。习仲勋、黄子文立即商议，集合保卫队，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袭击，随时准备战斗。
随后，习仲勋指挥保卫队兵分两队，他和黄子文率领一队直上陈家坡，保卫队长王金宝带一队绕道陈家坡北面。谁知，行进到半坡时，就遭到埋伏在坡顶的庙湾民团袭击。敌人居高临下，人多势众，火力很猛。习仲勋果断决定，让黄子文带领队伍迅速撤离，并命令一班长金启明带领同志随他留下阻击敌人。
受命之日忘其家，临阵之日忘其身。关键时刻，习仲勋、黄子文争着留下掩护大家撤退。习仲勋焦急地对黄子文说道：“情况紧急，赶快带大家走！”黄子文刚刚离开，敌人已经逼近。
“嗡”的一声，习仲勋突然感觉腰被闷棍狠狠地打了一下，来不及喊叫一声就倒了下去。游击队员黄金荣赶紧跑过来，只见子弹击中了他的腰部，瞬间鲜血染红了衣衫。黄金荣要搀扶他一起撤退。习仲勋却严厉地说：“不要管我，赶快钻梢林。”话音未落，他感到一阵眩晕，再次跌倒在地，被民团抓住。
由于受伤，行动不便，习仲勋落到了民团的后面。押解习仲勋的是一个和善的、同情革命的民团小头目，一边走一边好奇地问习仲勋：“我看你像一个大官。”
“我是一个贫苦百姓，没有钱交地方的粮款，逼得没法，当了红军。”习仲勋不慌不忙地回答。
“你姓什么？哪里人？”
“我姓焦，富平人。”说着，习仲勋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元递给这个小头目。
小头目接过银元，退了二块给他，不紧不慢地说：“我看你是个好人。我放你，快跑！”
听了这话，习仲勋不知是真是假，便不顾疼痛，使劲往后跑。其实，这个小头目他听说过，叫周致祥，向往革命，曾要求参加红军。
习仲勋跑到陈家坡附近沟底，喝了点河水。这时听到周致祥在后面喊，俘虏跑了，赶快抓。习仲勋跑出了敌人的包围，顺着河流向前走，傍晚来到柳林一个叫“郑四哥”的家。郑四哥夫妇赶紧用土方为习仲勋止血、包扎。然后给习仲勋做了一碗鸡蛋面。几十年后，习仲勋还记得那个夜晚：“这天晚上，他把我送到南边四五里的一个地方。一路上我两手捂着流血的伤口，在河里喝了些冷水，近十天时间大便不下来，头比碌碡还大，那时多亏年轻，要不就没命了。”
是啊，那年习仲勋不满20岁。
晚上，郑四哥把习仲勋送到了庵子村，和黄子文、周冬至等会合后，游击队员把习仲勋送回薛家寨驻地，郑四哥将一床棉被盖在习仲勋身上。当地农民陈秀贞得悉习仲勋等游击队员受伤，经常前来看望，送鸡蛋、面条等。在当年老百姓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拿出家里珍贵鸡蛋、面条，舍不得给自己孩子吃，送给习仲勋等伤病员，使其很快康复。习仲勋十分感恩照金穷苦百姓，将红军当亲人。习仲勋伤愈后拜陈秀贞为干妈。新中国建立后，习仲勋多次找寻陈秀贞，最后在宝鸡眉县找到，并请到北京家中小住。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巩固和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及建设陕甘宁边区的伟大斗争中，习仲勋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论在何时、何地，担任何种职务，他都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因此毛泽东在1943年初为其题词：“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人民拥护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形成了血肉相连、鱼水情深关系，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陈家坡会议指航向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共陕西组织领导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当红军力量不断壮大，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的情况下，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杜衡在1933年6月中旬召开的北梁会议上，不顾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反对，强令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南、华县、蓝田、洛南根据地。习仲勋因伤病没有出席会议，他曾带话表示反对红军南下。
红二团400余人在杜衡的强令下开始南下，途中杜衡提出前往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离开了部队，让汪锋代理政委。结果红二团一渡过渭河，就遭到国民党陕西当局的围追堵截，400多红军指战员顽强拼搏，英勇抗敌，终因寡不敌众兵败秦岭，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指战员在渭南、华县中共秘密组织和党员的掩护下，于10月前后陆续回到照金。
在红二团南下失败之时，7月下旬杜衡与省委书记袁岳栋以及高岗、贾拓夫在西安市东大街一饭馆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杜衡与袁岳栋被捕叛变，使中共陕西省委遭到重大破坏。
红二团南下失败，使照金苏区失去了主力红军。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中共陕甘边特委失去了上级领导。此时，国民党当局对照金发动进攻，情况万分危急之时，驻守耀县的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发动起义，组建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总指挥王泰吉的带领下，义勇军历经挫折，100多人来到了照金。在王泰吉起义的同时，中共耀县县委组织建立了耀县游击队，在党代表张邦英、队长陈学鼎的带领下也来到了照金。奋战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团在渭北苏区被敌人占领的情况下，辗转来到照金。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是习仲勋革命的领路人之一，在渭北曾经并肩作战，同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习仲勋亲切地称黄子祥为大哥。
这三支队伍的到来，增强了照金苏区的武装力量。习仲勋高兴的对王泰吉讲道：“泰吉同志，欢迎您，党和同志们都欢迎你们。”王泰吉有点自责的讲道：“你看，我才带来100多人。”习仲勋宽慰道：“在照金形势危机时刻，你率部起义，意义重大，为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添加了一捆干柴。”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耀县游击队的到来壮大了照金的武装力量，但是这三支力量没有隶属关系，面对敌人的进攻，省委遭受破坏，苏区失掉了上级的领导，如何组织力量来粉碎敌人的进攻，成了照金苏区的头等大事。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和军委书记、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习仲勋商议，决定召开特委和三支红军领导人联席会议，解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当前所遇到的最大问题。
1933年8月14日傍晚，秦武山、习仲勋召集三支部队主要领导和陕甘边区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以及传达省委先前意见的高岗等，在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秦武山、习仲勋主持会议。秦武山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粉碎敌人的进攻。习仲勋首先批判了杜衡的“左”倾错误，导致红二团南下失败。他提出了坚持在陕甘边界的乔山山脉坚持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战略战术上，他分析了敌我力量，提出“不和敌人打大仗，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战术。”习仲勋的分析和建议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成。黄子祥、王泰吉表示习仲勋的建议符合毛泽东在国民党统治区几个省的边界地区发展红军和根据地思想，符合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军事思想。
但是，在讨论到具体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时，与会同志意见发生了分歧。以黄子祥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认为应该分散游击，互相配合粉碎敌人的进攻。一部分同志认为应该统一三支军事力量，形成一个拳头打击敌人。双双讲的都有道理，互不相让，争论不休。习仲勋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分析了各自意见的利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建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三支武装力量，形成一个铁拳头，跳出苏区打击周边县城的敌人，策应留守的红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打击敌人，保卫边区。”习仲勋入情入理的分析，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刚刚平息了分散还是统一行动的争论，在确定谁担任总指挥时，一部分同志提议由王泰吉担任总指挥，一部分同志提出王泰吉虽然资历老，但刚恢复党籍，就任总指挥不合适。习仲勋耐心的向大家介绍王泰吉革命斗争的经历。他讲道：“王泰吉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期间就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领导麟游起义，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渭华起义，担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起义失败后，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失掉党的关系。后在杨虎城的营救下获释，担任杨部骑兵团团长。在陕甘边根据地危急时刻恢复了党籍，毅然发动起义，尽管在辘轳把受挫，仍然坚持带领100余人来到照金，忠心可嘉。”再三说明王泰吉具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使大家认可了王泰吉，同意其担任总指挥，高岗担任政委。
经过一个晚上的讨论，三项决定形成了，刚好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陈家坡会议是在陕甘边根据地危急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决定建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了三支红军的领导；坚持在陕甘边界的乔山山脉发展根据地；实行不和敌人打大仗，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战术。实践证明，这三项决议，符合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际，对发展红军，发展陕甘边根据地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同时，这次会议也显示了陕甘边根据地领导按照工农武装割据的原则，独立自主的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勇气，也展示了习仲勋的领导艺术和组织协调能力。
此后，陕甘边根据地迅速发展，1935年2月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充满深情地讲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这是毛泽东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建者的褒奖。
未完待续
（作者：姚文琦 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