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陕甘宁边区的大批干部奔赴前线作战，子女留在后方无人照管，为了照顾这些子女的学习和生活，党中央决定创办收留干部子弟和烈士遗孤的学校。1937年3月1日，徐特立同志提议在鲁迅师范学校附设干部子弟小学班，得到中华苏维埃政府批准。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创办了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徐特立成为首任校长。1938年4月，边区教育厅决定将延安干部子弟学校与延安完小合并，并改名为“延安鲁迅小学”，属边区教育厅直属学校。1938年8、9月，由于日本飞机经常侵扰延安，鲁小与边区中学合并，成为边区中学小学部。1939年2月，小学部搬到安塞白家坪单独建校并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延安保小”。
宋庆龄、何香凝等大批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给保小的同学送来了棉衣、棉帽、棉鞋等物资。在1939年7月保小师生的合影中，孩子们穿的白色短袖上衣和短裤就是爱国人士捐赠的。1939年，学校建立了少年团和儿童团。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入儿童团，年满十二岁就可加入少年团，还配发木质仿真枪。延安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小学成立于1941年，原名八路军干部子弟小学，1944年改名为第十八集团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小学，简称“抗小”。延安抗小的学生主要由革命领袖的子女、革命烈士的遗孤、白区地下党的子女组成。面对艰苦的环境，虽然处在戎马倥偬之中，毛泽东始终非常关心保育院学生们的身体健康，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许多领导人都亲临保小，看望关心孩子们。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妈妈为保小捐赠了物品，和孩子们一起看戏时，把保小的孩子抱在腿上，边看边询问生活和学习情况。
1945年7月，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成立保育院第二小学，简称“延安二保小”。
1946年冬，“延安保小”奉命与“抗小”合并为“延安一保小”。在战争年代，延安保小曾两次撤离延安，又胜利返回。第一次是1938年秋至1939年春，因日军飞机多次轰炸撤离延安。第二次是1946年冬至1948年夏，因胡宗南军队的大举进攻撤离延安。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延安一保小奉命疏散。为了安全和便于行动，决定将师生分为两路。人数较少的一路近200人（称为“延安保小”） 跟随党中央赴华北。按照任弼时同志“到更安全的地方——晋冀鲁豫边区”去的指示，过黄河越太行，行程千里远距离转移。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在转战陕北途中，遇到保小的同学们要转移到太行山地区，当即指示：为保证同学们安全转移，派一个骑兵班护送到黄河边。这部分同学经晋绥边区长途跋涉两千里，于1947年7月胜利到达目的地——晋冀鲁豫边区的武安阳邑村寨上，并在最短时间内复了课。1948年7月1日，华北局决定延安保小与晋察冀边区的光明小学、晋冀鲁豫边区的行知小学三校合并，在河北省井陉县孙庄村正式成立华北育才小学。1949年7月，华北育才小学随党中央迁入北京，进驻北京宣武区先农坛，改名为“北京育才小学”。1948年月11月，延安保小一部跟随党中央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老师把年幼的孩子从马背摇篮里抱出来，学生们坐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土坯房内，这间土坯房被命名为“西柏坡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学校”。1949年该校进驻北京西郊万寿路西街，改称“北京育英小学”。
同时受命疏散的延安一保小的另外一路与“延安二保小”合并，仍称“一保小”， 这部分学生人数较多，以家长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和陕北籍会讲当地话的学生为主，东渡黄河转移到山西境内，进入了相对安全的晋绥边区。1948年，延安光复后，一保小从山西临县迁回延安。1949年5月西安解放，6月，边区政府教育厅指示：延安保小一部分师生留在延安(即现在的延安育才学校)，家长已去西安的同学将迁往西安。11月25日，一支由15辆大卡车组成的长长队伍，坐着近500名（六个年级）延安保小的师生，浩浩荡荡地向西安进发。到达西安后，迁入古城的延安保小师生又一分为二，一部进驻书院门，成立“西北保育小学”，该校学生主要为西北局的干部子弟，后迁至小寨兴善寺东街，今名为“西安育才中学”。另外一部（博主的母校）驻扎在西七路，学校紧邻七贤庄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距离新城（西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很近，被命名为“陕西省保育小学”。“‘延安鲁迅小学’、‘延安边中附属小学’、‘边区保育院小学’、‘延安抗小’实际上是‘保小’创立后，经过几个不同的发展演变阶段所产生的不同校名，几个校名是一条红线所穿，其性质、宗旨、目的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北京育英’还是‘北京育才’，都是革命胜利后延安保小在北京的延续”，从小看着延安窑洞的灯火，喝延河水长大的保小学长们如是说。
岁月如歌，时光飞逝。那个烽烟四起，战火不断，军号遍野的年代已经远去；那个在大树底下上课，以断垣残壁为教室，以沙土为黑板，以树枝为笔的年代已经远去；那个骑着毛驴，头顶敌机的轰炸，一个馒头一人一口，艰难行军2000里的生活已经远去。延安保育院的老师们和战斗在前线的战士一样，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们以博大的胸怀、宽厚的爱心和崇高的母爱为抗日战争胜利所做的伟大贡献，历史不会忘记，保育生永远铭记在心！
以延安保育院小学为代表的干部子弟学校是特定年代的产物，如今已经不复存在。解放初期在官员扎堆的京城，干部子弟学校主要包括：六一幼儿园、育才学校、育英学校、十一学校、八一小学（今八一中学）、101中学等等。八一、十一等学校收的是军队将、校级军官的子女。八一学校的学生家长大多是红军老干部，或者是烈士。在学校第一批学生家长中，有174人获授元帅或将军军衔。各总部、军兵种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干部子女学校，例如总后的五一学校，海军的七一学校，空军的育鹏学校。
北京育英小学一般招收的是中央党政机关司局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就读的许多学生是中央领导的子女，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给学校带来了毛泽东的题词“好好学习”，从此成为了该校校训。十一学校首任校长是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101中学在1952年至1982年的校长是张太雷烈士的夫人王一知。上述幼儿园和中小学均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由延安等革命老区迁入北京的。按照“干部子弟学校模式”的提出者徐特立的想法，在战争年代创设这些学校是“为了使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能解除后顾之忧，安心抗战救国，也为了把革命的后代、烈士的遗孤培养成才”。战争胜利后，这一模式被保留下来，包括毛泽东女儿李敏和李讷、侄子毛远新在内的核心领导人后代，亦在跟随父辈进京后就读于这些学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和军区也纷纷创设自己的干部子弟学校，比如名字响亮的“北京小学”就是北京市委干部子弟学校。“育才”、“育英”、“八一”是这类学校的常用名，比如东北局和沈阳军区的东北育才小学，湖南省军区的育英学校。建国初期，我军在各地建立了一批军队干部子女学校，其中规模较大的杭州西湖小学就是由华东军区的七兵团（浙江军区）所建，她与北京的“八一”、“十一”学校，南京的华东军区卫岗小学齐名。一九六三年，中央军委在林彪副主席的主持下，决定取消军队干部子女学校。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等四单位联合发出了《军队干部子女学校移交教育部门接管的通知》。1964年，我的老伴曾就读过的浙江军区西湖小学移交给了杭州市教育局。
教育部也发出了要求各地取消干部子女学校的具体措施的通知。为贯彻通知精神，我的母校——陕西省保育小学也于1964年更名为陕西省西安小学（文革时期更名为新城区西七路二小，今名为西安育英小学）。取消干部子女学校这一措施得以实施，源自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对干部子弟特殊化的警惕。毛泽东曾多次对子女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都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敏”与“讷”出于《论语》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从给女儿起的名字中，可以体会出毛泽东是希望自己的女儿长大要做多干实事、少说空话的人。李讷1940年出生于延安，毛泽东在47岁时喜得幼女，格外疼爱，留在身边抚养，是毛家唯一在父母身边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孩子。就是对这两个爱女，毛泽东丝毫不溺爱，总是让她们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过普通人的生活，从不允许搞特殊化。1947年冬天，毛泽东转战陕北来到杨家沟时，吃粮非常困难，基本上是吃晋绥军区老根据地支援陕北的黑豆。小李讷看到大家的嘴都是黑的，好奇地笑了，对毛泽东说：“爸爸你看，阿姨、叔叔们的嘴都是黑的。”毛泽东对她说：“你不要笑，前方解放军叔叔就是靠吃黑豆打胜仗呀。黑豆好吃，吃了黑豆也能长胖长高。你也应该带上碗筷和阿姨一块去吃黑豆饭。听爸爸的话，你将来一定是个好孩子。”从此以后，刚刚7岁的小李讷便和李敏一起去大食堂。吃盐水煮黑豆会胀肚，小李讷却从没有叫过苦。行军打仗的时候，她和大人一样风餐露宿，一样地经受飞机轰炸，小小年纪便经受了战争的考验。解放以后，条件好了，但李敏和李讷一直与警卫战士吃大食堂，没有随父亲一同享受共产党主席的“小灶”。
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对干部子弟特殊化的警惕不是无的放矢，他们敏锐地觉察到在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在中央机关云集的京畿之地，高级领导位高权重，极易滋生腐败。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有批示：“干部子弟，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周恩来在得知一些干部子弟学校大搞特殊化之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不要专为干部子女办学校，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北京101中学看望师生时，告诫这些学校，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八旗子弟。“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实际。”“无产阶级战士没有任何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周恩来还给育英小学题词：要艰苦朴素，不要特殊化。
（作者系原陕西省保育小学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