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地方的干部子弟学校情况则要好得多，以我在陕西省保育小学六年的亲身经历为证，干部子弟的特殊化并非都必然发生，母校继承和发扬了延安保小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延安保小的校训：“亲爱、团结、勇敢、活泼”,把延安精神融于教育实践，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健康茁壮地成长。
陕西省保育小学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家长多为省人委和省委行政级别十三级以上的干部。1955年以前，学校实行的是供给制，博主曾在少先队大队部悬挂的相框中看到过不少延安保小时期以及解放初期的母校老照片，学长们都身着统一的服装。
当年我们在母校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学校仍然沿用延安保小时期的作息时间。清晨六点半起床，出操后进行洗漱。值日生不上早操，整理床铺，打扫卫生。中午有午睡，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晚自习后回各自的号舍，点名洗脚，熄灯就寝，生活有条不紊。一日三餐，整齐地列队在饭堂外，一首歌唱罢，方能鱼贯而入，和我多年后经历的军旅生活一脉相承，并无二致，其实人民军队的操典就是在井冈山、延安时期形成的。我们从小以解放军为榜样，严守纪律，一丝不苟,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让我们受益终生。
星期六的晚餐后，学生离校回家，省人委的子弟大多居住在新城大院内外，路程仅数百米，都是步行回家；省委子弟住得较远，早先曾有一辆大轿车接送，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能源非常短缺而停止了接送。很少有家长动用公家小车接送孩子，当今学校门口接送学生车水马龙的盛况在当年根本看不到。
三年自然灾害，省保小的学生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时艰，我们的家长并没有为自己的儿女搞丝毫的特殊化。同学们大都衣着简朴，和工农家庭的子女一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困难时期实行“低标准，瓜菜代”，顿顿是水煮萝卜白菜，菜肴中几乎看不到油星；正在长身体的我们饭量极大，学校食堂蒸的“杠子馍”用模具按上两道印，号称是三个馒头，被我们男同学狼吞虎咽几口就下了肚。我当年的感受是终日饥肠辘辘，饿得心里发慌，学校办公院前的榆树叶子被我们揪得精光，花园里长着一种名叫灰灰菜的野菜，也被我们用茶缸泡上开水来吃。除了节假日会餐，平日难见荤腥，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几乎忘记了肉的滋味。记得当时政府给少年儿童发有“进餐证”，于是全校分批步行前往西安东大街一家名叫“益华楼”的泡馍馆，一人吃一碗羊肉泡馍解馋，那个鲜美的味道至今难以忘怀。
为了渡过难关，学校组织我们高年级同学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任务是一人一脸盆核桃砸开取仁，据说是用于外贸出口。老师要求尽量完整地剥取，因为整的比碎的价钱高。校园内一片热火朝天，同学们互相切磋，小心翼翼，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
歌咏是保小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因而在老照片中场景最多的也是唱歌。开饭前唱《吃饭歌》，行军时唱《行军歌》，集会时唱《保小校歌》......稚嫩的童声合唱成为了老一代保小生刻骨铭心的记忆。
母校的教育始终贯穿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学校请来被誉为“气死牛”的陕甘宁边区著名的特等劳动英雄郝树才为我们作报告。同学们被当年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大生产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参加各种劳动都表现得很积极，很能吃苦。记得那时去草滩农场支援三夏，在骄阳似火的田间体验“粒粒皆辛苦”的不易。同学们一边捡拾着麦穗，一边哼唱着：“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几年后，理想变成现实，同学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奔赴广阔天地，成为了一代新农民。“天上的星星跟着月亮，江河的水流向东方，我们少年的心啊，向着毛主席，向着共产党，毛主席教导我们好好学习，共产党抚育我们成长……”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雨露，新一代保小生在歌声中成长。
“山鸟啼, 红花开, 阳光照大路,少先队员扫墓来……”，我们伫立在杨虎城、宋琦云，宋振中（小萝卜头）烈士的墓前，缅怀这些为建立新中国献身的英烈。上世纪60年代，小说《红岩》的问世更加激发了我们对革命先烈的敬仰。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个个像猛虎下上岗……”，文艺汇演上，我们装扮成洪湖赤卫队队员，惟妙惟肖地抒发着红军前辈们的冲天豪气。
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学校适时地教唱“运输队长夲姓蒋，工作积极该表扬……”,“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为领土完整，为保卫和平，党中央发出了庄严的号令……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歌声铿锵有力，气势不亚于当年延安保小师生面对胡匪军进犯时的壮志豪情。
中苏蜜月时期，我们学习俄语，当年的一篇课文“嘎木那，嘎木那，艾达娜莎谢米亚（音）……（意即“公社，公社，我们的家”）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杜勒斯，尼克松，好像两只大苍蝇，嗡嗡嗡，嗡嗡嗡……”歌声印证着尚未解冻的中美关系正处于冰河期，反差就是这样鲜明。
当时我担任少先队大队的宣传委员，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办黑板报，及时地宣传校园里的新气象，学习雷锋的好人好事。同班同学贺胜利在校内捡到十六元钱，拾金不昧的事迹通过宣传后，一时在全校传为佳话。
我军在六十年代击落美制U2型高空间谍侦察机的喜讯传来后，小伙伴们欣喜若狂，挥舞着红领巾奔走相告。我作为校园的小记者，及时反馈给大队辅导员仇彦朋老师，这个报道被报社和广播电台所采用，学校的广播站还进行了转播。
一九四一年元旦，延安中央医院的大夫们去给中央首长拜年，延安保小学生金德崇也跟着父亲去了（金德崇的父亲就是后来被称为“红都名医”的金茂岳大夫，当时他担任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就是由他接生的）。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摘录一段金德崇和毛主席的对话：“噢！放假了。学校里放了假，你在家做什么？”毛主席问金德崇。“在家里玩。” “除了玩还做什么？”年幼的金德崇愣了，想一想回答说：“除了玩还是玩呀！”毛主席笑着说：“总不能光是玩呀！”于是在他的小本上写下了“又学习，又玩耍”。
那时的我们是一群精力充沛，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孩子，课余时间尽情享受着集体生活的乐趣。在大小操场上，除了传统的体育项目外，秋千、转椅、滑梯、攀登架、联合器械……处处是欢声笑语。女孩子跳皮筋、跳绳、踢毽子……，男孩子“打杠子”、“斗鸡”、“骑驴”、“骑马打仗”……儿童永远是创造游戏的天才。
大操场的最西边有一根约七八米长的木头，两端是龙门架，长木头用铁锁链悬吊起来，可以来回摆荡。因为两头装有马头造型的扶手，同学们习惯称其为“浪马”。“浪马”对于提高我们的平衡能力大有裨益，“浪荡”中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
最难忘的是位于大操场东北角的转秋，它是从延安保小搬迁过来的，由一根直立的粗壮圆木和一个旋转的金属伞顶组成，下面垂着若干条粗绳子，每人双手拉住一根绳子，一条腿伸进绳套中，另一条腿用力蹬地，众人合力让秋千旋转起来，故此，小伙伴们将其命名为“转秋”。利用飞跑中产生的离心力将自己抛向空中，体验飞起来的感觉，非常过瘾！如此一个男孩子们爱玩的游戏，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一个让如今的独生子女们难以想象，家长们不敢让心肝宝贝冒险的游乐神器已经绝迹，被越来越“娘化”的社会淘汰掉了。当年保小校园内的所有以青砖灰瓦为主色调的建筑物今天已经荡然无存，原校址上现在有两所学校。
光阴似箭，转眼间离开母校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当年的青春少年如今或双鬓染霜，或华发盖顶。同窗六年，同吃同住，同甘共苦的幸福时光恍若昨日。赋予我们智慧和知识的敬爱的老师们鲜活的面孔一一从脑海中掠过：讲起课来幽默诙谐的班主任朱治俭老师；留着分头，时不时帅气地甩一下头发的段宏发老师；调走时，同学们依依不舍的刘固防老师；留着齐耳短发，感动了学生（带病坚持授课，不下讲台）的梁翠芳老师；睿智的算术老师郭文秀和郭生智老师；兢兢业业，以娟秀的字体为师生刻印资料的苏州才女曹素珠老师；温文尔雅的音乐老师马惠宁；颧骨较高，身材硕长，骨感的体育老师罗兴林；还有衣着时尚，跳绳特棒的姚老师……。
永远难忘保小的保育员阿姨对我们的照顾，校友中兄弟姐妹一家都在省保小住校的有很多，如同母亲般的阿姨让我们享受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忘不了数年如一日，为我们打铃、值更的徐伯伯；忘不了爱岗敬业，医术精湛的曹医生；忘不了起早贪黑，克服困难，为我们制作膳食的炊事员叔叔阿姨，炊事班有一位姓周的师傅当年曾是杨虎城将军的贴身大厨；还有为我们男同学理发的易进民师傅……。
（作者系原陕西省保育小学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