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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大珍闻拾萃(下)

2024-08-16 16:55 《源流》 叶知秋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召开七大会议,但因战事动荡等多种原因一再延期。中央到达延安后,形势稍好转,召开七大就再次提上日程。1939年6月、7月,中央连续两次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正式通知召开七大。然而战乱局势使得赴延之路仍然险象环生困难重重,代表们很多是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赴会的,甚至有一些同志在赴延途中,或因战斗或因被捕而英勇牺牲。

艰险延安路

1939年中央发出通知不久,各地代表就陆续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进发,这段路短的月余长的竟走了一年多。1940年4月25日,朱德从山西潞城出发,先去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然后去延安参加七大。时因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致使国共关系紧张,朱德此去随时有被扣押的危险,随行的康克清非常担心,甚至想到坐牢时夫妻会关一起还是分开。朱德说当然是分开,随即又安慰康克清说:“你放心,卫立煌不是顽固派,他既然来电欢迎我去就不会抓我们。当然,提高警惕是必要的。”5月7日,他们渡黄河后乘车赴洛阳,果不出所料,和卫立煌谈判很顺利,基本答应了我方要求。几天后,朱德一行乘火车到西安。5月24日,在周恩来安排下,朱德与一批赴延受阻的进步人士和青年乘三辆卡车出发,于26日到达延安。化名胡服的刘少奇,于1942年3月19日带领华中百余名赴延干部,从苏北阜宁出发,穿过日伪军封锁的陇海路,3月底到达山东根据地。7月下旬离开山东向陕北进发,其间穿过敌人一百多道封锁线,历时九个月,于12月30日到达延安。

南方各省代表的赴延之路可谓历尽艰辛。1939年12月,广东与香港代表就从桂林出发,经湖南衡阳,江西吉安、南城上饶,浙江开化,到安徽太平。因公路不通,步行三天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与南方局、东南局四十多名代表会合后组成南方代表团,为保密起见对外称“服务团”。因日军封锁甚严,等待月余才得以过江,经江北过淮南,到达安徽定远江北指挥部。7月初抵达鲁南一一五师师部,然后越狙莱山,通津浦路,经太西、冀南,过平汉线,抵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与徐向前等人汇合后,过同蒲路,经吕梁再渡黄河,从陕北绥德走了七天,于1940年12月到达延安。南方代表团从出发始,历时一年多,跨越十一个省,行程一万余里。路上多次与敌交战,两次遭袭,闯过敌人五道封锁线,终于胜利到达延安。

陈毅是1943年11月25日从江苏盱眙出发的,他把妻子张茜及两个幼子托付给别人后带队出发,一路隐姓埋名化妆潜行,夜行晓宿。途中不乏险情迭出。1944年2月11日,为穿越最后一道封锁线,陈毅还装成“病人”,由假扮“儿子”的护送员送他进城“看病”。随行人员分散保护才穿过太汾路。即使危险,陈老也诗兴不减,他途中写下十余首诗词。其中一词写道:“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他乐观地展示出路途之险。1944年3月7日,陈毅一行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领导热情欢迎。

更为艰险的是从海南岛奔赴延安的代表,途中走了一年半。还有几名代表在途中牺牲了。最为惨烈的是新四军和皖南地区代表据档案记载:他们一行二十四人在到达安徽无为时,被国民党扣押,最后全被杀害。离陕北较近的晋察冀边区代表对外称“东进支队”,途中同样充满了危险,几百人的队伍曾几次遇险。1940年6月,他们进入到山西定襄县,不料遭到伏击。日军在高处对他们疯狂射击,原在山路行进的代表们急忙向山沟突围。因是夜间,日军不知虚实没敢追击。但代表团却有不小损失,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也有人被俘,还有人慌乱中连人带马翻下山沟。其余代表天亮后才陆续突围出来。6月底,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代表团终于到达延安。

赴会代表多是历尽千难万险,才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延安。由于会期延后,一些人在延安竟等了几年。

会议中的湖南领袖群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历时50天。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共计755名,代表全国121万党员。大会选出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十五人组成的主席团,选举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可能大家没发现,这里面有个有趣现象,就是大会选出的十五名主席团成员和大会正副秘书长共十六人中,湖南人占到七位,占比几近一半。他们分别是:毛泽东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出生,湖南省湘潭人;刘少奇原名绍选,宇渭璜,1898年11月24日出生,湖南省宁乡人;任弼时原名培国,号二南,1904年4月30日出生,湖南省湘阴县(今属汨罗市)人;林伯渠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1886年3月20日出生,湖南省常德安福(今临澧县)人;彭德怀原名清宗,字得华,号石穿,1898年10月24日出生,湖南省湘潭人;贺龙原名贺文常,字云卿,1896年3月22日出生,湖南省桑植人;李富春字任之,1900年5月22日出生,湖南省长沙人。

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中央副秘书长。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中除增加了董必武外,全部是主席团成员,陈毅、贺龙、徐向前因客观原因没有进入。而作为中央核心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中,湖南人占了三位,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他们对领导中国开辟革命新道路、抗击日本侵略者和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伟大贡献。

不要抛弃犯过错误的同志

七大代表是在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选出的。经代表们充分酝酿和讨论,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王明等几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定了一个方针,他说: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就是开好七大的方针。简单说,一个是团结,一个是胜利。胜利是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才能取得胜利。

对大会的选举工作,毛泽东很关心,他认为这是达到队伍团结的重要基础。在七大选举的酝酿阶段,代表们提出不少问题,其中争论最多的是该不该选犯过错误的人。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历史上犯过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了错误,承认并改正了错误的,是可以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对这些人不要“一掌推开”。因许多代表吃过错误路线的苦,心里有气,根本不愿意选这些人。在汇集各代表团讨论意见基础上,中央正式确定了候选人名单。为慎重起见,进行正式选举前搞了一次预选,旨在发现问题再针对性地做工作,为正式选举打好基础。

预选后,毛泽东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出现了,以前犯过错误的人果然落选,只有张闻天入选。王明、博古等人均未选上。毛泽东觉得,要把王明等人选上,必须做大量说服工作。他利用参加各组会议的机会以及私下给代表做工作,他说:一个不选不好,不利于团结,全都选上也不好,应从有利工作出发。为做通代表的思想,毛泽东还让朱老总先在会上讲,说他们很有本事对革命还有用处,应当选他们。见毛泽东如此宽宏大量,以党的利益和团结为重,代表们深受感动,许多人放弃了成见。但也有些人仍然思想不通,毛泽东就反复劝说,甚至投票前还说:你们不投王明,我一个人投。晋绥代表刘俊秀因投了王明一票,还挨了白坚等人的骂,可见王明当时在党内状况。

毛泽东始终关注投票结果,他还亲临计票现场。高扬文是太岳区的参会代表,选中央委员时他担任计票员。他发现毛泽东来了连忙招呼。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们辛苦了。”然后问起每位候选人得票情况,关心地询问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的得票情况,还特别问了王明得票多少。因为票数还未统计完,计票员如实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最好能选上。”又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我们不能把犯过错误的同志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然后,毛泽东平静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计票结果。当看到秦邦宪、王明终于当选时,高兴地说:这就好了,七大真正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了。

还有李立三,毛泽东为使他能进入中委也做了不少工作。大家知道“立三路线”的错误曾给党造成了很大影响,代表们都不愿选他,毛泽东认为,不久前党的历史决议已作结论:“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很短”,而立三同志本人也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随后,毛泽东又为我党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由于毛泽东的举荐,李立三终于当选。此事对李立三震动很大。他充满了对党和毛泽东的感激之情,说:“党如此信任我,我自当好好地为党工作。”

还有王稼祥,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因票数没过半而落选。这一结果,令毛泽东深感意外。6月9日晚,毛泽东与计票员们共进夜宵时,惋惜地说:“王稼祥同志在历史上有错误,但也有大功。”王稼祥从1931年起就一直担任党和政府的重要领导职务,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对他的落选,朱德、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陈毅、陶铸、胡耀邦、伍修权、王鹤寿等也都感到万分惋惜。为弥补损失,中央和毛泽东在随后展开的中央候补委员选举中有意将王稼祥列为第一候选人,希望王稼祥能被选入。

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二十次全会上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时,又以很大篇幅向代表介绍对王稼祥的了解和评价真诚地希望大家选他。在毛泽东等人的真诚和努力下,选举候补中委时代表们心悦诚服地投了王稼祥的票。6月11日公布结果时,王稼祥以第二名高票当选。陈毅在华东小组会上高度评价王稼祥。说遵义会议时大家把王稼祥比作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七大召开时,王明、王稼祥、关向应等人因病没有参加,王明和王稼祥是最后用担架抬进会场的。毛泽东看见后马上走下主席台去迎接。他把走路不稳的王明扶到特别为他准备的沙发上。没见过王明的代表都站起来想看他长啥模样。

会议中还有个小插曲,4月24日,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报告后,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又作说明,然后敞开心扉进行交流,毛泽东即兴发言,从下午到晚上,越讲越兴奋,讲到精彩处,台下掌声雷动,气氛热烈。忽然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接过话说:“我才52岁!”他深情地说:无数先烈为人民的利益牺牲了,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他百感交集,说不下去了。大家为之动容,有的流下热泪,有人甚至哭了起来。是啊,共产党人流的血牺牲的同志实在太多了。毛泽东喝了口水,突然情绪爆发,高声说: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脚印,举起他们的旗帜奋勇前进!

毛泽东的讲话点爆了全场,此时天已很晚。据代表陈伯钧在日记中记载:他们“归来时已明月水天一色了”。

5月3日下午,博古(秦邦宪)在第七次会议上发言,他充分赞扬毛泽东正确路线,对自己在苏区所犯错误及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检讨了两个多小时,说到痛处痛哭流涕。他的诚恳受到代表欢迎。

党的七大始终洋溢着民主、团结、融洽的气氛,会议民主选举大获成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由此产生。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五人当选为中央的五大书记,形成了之后取得抗日战争和夺取全国胜利的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

 

作者:叶知秋 蓝田北关中学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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