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才子”贾拓夫在西北的主要贡献

高慧琳

出身于陕北神木的“陕北才子”贾拓夫，曾在中央红军长征决定把陕北作为落脚点的历史决策中起过重要作用，曾任陕西省委书记、西工委委员、西北局常委、统战部长，西北财经委委员，抗战胜利后任西北财经办主任，新中国成立后首任西安市长，后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他满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对陕北有着深厚的感情，长期在陕北工作，为陕北的人民解放事业和边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纪念中共西北局成立八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缅怀贾拓夫同志，重温他的业绩，对于我们今天继往开来，为乘势而上开启新征程，具有借鉴意义。现在我们从三个方面来重温贾拓夫在陕北的业绩。

“恢复对于你的完全信任”——从西安到延安

贾拓夫早年从陕北走出，很早就投入革命，16岁就入党，22岁在瑞金参加长征。长征途中，贾拓夫为中央决策到陕北落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长征胜利结束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当天，25岁的贾拓夫受命出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之后，他就满怀激情地开展工作。

一是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救亡高潮中，陕西省委大力发动群众投入抗战，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进步团体。包括“西北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青年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有效地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救亡方针政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热潮。1937年10月19日，贾拓夫在西安组织了2万人的纪念鲁迅大会，产生很大影响。

二是恢复和建立党的地下组织。1935年后，陕西的中共党组织被破坏得很严重，陕西省委组织已经被打散了。党员只剩下三四百人。贾拓夫带领省委，大力恢复和发展党员，扩大组织。1938年，贾拓夫又组织了青年培训班（后为安吴堡青训班）。到1938年 底，党员数量发展到近万人，不仅在西安市建立了市委、学委、工委、妇委，还先后在汉中、关中、陕南30多个县建立了县委和工委，在十几个县建立了特别支 部或支部，使中共党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三是开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统一战线工作。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后，就面临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1937年5月，贾拓夫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回到省委驻地三原，很快就召开全省党代表大会，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他还亲自撰文宣传党的方针，保证了陕西党组织有效地推动了统一战线。

四是巩固党组织。陕西省委面临迫害日益严重。贾拓夫召开省委会议，指出，既要发展党组织，又要巩固党组织。为此必须注重秘密工作，保护党组织不被破坏，要开展反奸斗争。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给东南局的指示，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同年8月，中央书记处《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指出：“陕西党过去三年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估计到陕西形势的特点，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

1938年，贾拓夫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回到省委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明确否定了王明路线。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张闻天兼任书记，贾拓夫为委员兼专职秘书，在张闻天和李维汉的领导下实际操持西工委日常工作。贾拓夫埋头苦干，注重调查研究，并将调查成果编辑出版了《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肃》《抗战中的宁夏》《抗战中的青海》《抗战中的绥远》，他还写了《抗战中党在西北国民党区工作的总结》，受到毛泽东赞赏。之前，有人对贾拓夫的忠诚度有所怀疑，党组织对贾拓夫充分考察后确认了他的忠诚可靠。1941年10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贾拓夫说：“你已了解，对于你的怀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对的。但我们现已决定，取消对于你的政治上的怀疑，恢复对于你的完全信任。”这是对贾拓夫革命历史的确认，也是对他的宠辱不惊、信念坚定、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的充分肯定，使贾拓夫完全释然，也激励了他的工作热情。

1941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对陕西工作的决定。会后责成贾拓夫负责将会议内容整理成文件，文件报中央后，经毛泽东修改定稿，并作为西北局文件下发，题为《西北局对陕西工作的决定》。该决定对陕西党贯彻中央16字方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待蒙、回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

西北工作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是西北五省的少数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西北的国共博弈和抗战两个方向的形势走向，中共中央英明地注意到这一点。贾拓夫对此有深刻而感性的认识，因为他本人就生活在这个地区，他完全了解少数民族的地位和影响力，还有巨大的爱国抗日力量。为做好少数民族工作，西工委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李维汉、贾拓夫主管，刘春负责，分为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两个组。实际上，贾拓夫是真正操持这一工作的负责人。

民族工作是高敏感性的工作，好在贾拓夫在长征途中曾经在藏区搞过征粮工作，1936年他在三边当特委书记，开展内蒙的伊克昭盟和宁夏地区的民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但贾拓夫还是从头开始，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1939年6月贾拓夫笔撰写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这个文件通过对回回民族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特点的分析，提出了党对回回民族政策的要点。文件上报中央后，毛泽东在文件上批了“原则上同意”。1940年4月中共中央将该文件发到各级党委，同时刊登在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西工委紧接着又写了《抗战中关于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同样在分析蒙古民族特点与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对蒙古族的政策和十条具体措施。文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1940年8月刊登在《共产党人》上。

这两份十分重要的民族工作指导性文件，不仅在西工委时期，而且一直到西北局时期始终贯彻，成为中共在整个延安时期少数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于团结少数民族力量，动员少数民族群众投入抗战，打击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后来两个文件都被毛泽东编入《六大以来》一书，成为延安时期的经典文献。其主要精神也成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基础。

在贾拓夫的大力推动下，延安组织了“边区回民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和“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请出德高望重的“延安五老”中的谢觉哉和吴玉章分别出任两个促进会的会长。为了进一步让少数民族看到党的政策的落实，贾拓夫亲自出马，在延安兰家坪对岸的延河边选址，修建了一所成吉思汗纪念堂，塑造了成吉思汗的塑像，还请毛泽东题写了“成吉思汗纪念堂”的牌匾。贾拓夫还推动“回民救国协会”建立了两个清真食堂，为回民提供方便。

就在1939年，甘肃西海固地区两万多回族民众刚刚爆发了一场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反抗暴动。但很快被国民党镇压下去了。保留下来的一部分人进入了陕甘宁边区，中共热情接待了他们。西工委给他们派去了杨静仁等干部。其中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骁勇善战，多次受到中央嘉奖。1944年马本斋病逝后，中共中央在延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贾拓夫代表西北局讲了话，对马本斋予以崇高评价，在少数民族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按照中共中央精神，1940年10月在延安陕北公学设立了民族部，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曾有藏族、蒙古族、回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学员入学。

1941年7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贾拓夫任主任。不久工作重点又转向财经办，以经济工作为主，但他仍然关心民族工作。

1942年贾拓夫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秘书长、边区参议员等职，为西北地区党的建设、统战工作做出了宝贵贡献。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说：“多年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对党在延安时期从西工委到西北局一贯实行成功的民族政策的高度评价，实际上也正是对贾拓夫个人的工作成绩和在民族问题上巨大贡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贾拓夫是一个”——在西北财经工作上的贡献

1941年以后，贾拓夫又转到了另一个全新的领域——经济工作。这对贾拓夫来说，完全是一片陌生的天地，以前他可说从来没有碰过经济工作。但在这片新的天地里，贾拓夫以他的非凡才华和苦干精神，善于学习，夙兴夜寐，很快就掌握了经济工作的规律，出色地承担起经济工作的重担，赢得了从中央领导到基层干部群众的高度认可，被认为是一个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行家。

一、迎接新的挑战

1940-1941年，是边区经济最困难时期。1942年底，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上曾说：“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将陕甘宁边区党委与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正式成立，贾拓夫被任为西北局候补委员，兼民运部长和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并在一段时间内兼中央调查四局局长。后又转为西北局常委、秘书长。

1942年10月西北财经办事处成立，由贺龙兼任主任，1944年3月又把懂经济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调任财经办副主任，实际主抓。贾拓夫就辅助贺龙和陈云开展财经工作。这对贾拓夫来说，无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二、投入西北财经工作

贾拓夫怎样开展财经工作呢？他的老办法，一是调研，二是学习，三是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认识水平。一方面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他首先是学习毛泽东的方法。1941年毛泽东写了《序言》和《跋》的《农村调查》一书出版，贾拓夫立即带领柴树藩、于光远等人前往米脂县开展农村调查，三个月后返回延安后，主持编撰了《米脂调查》一书，成为一个学习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的范例，受到 中央的表扬。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重要报告，其中依据的材料，有很多就是贾拓夫及其团队调查所得。

在陈云主管财经工作后，他又跟陈云学。陈云富有城市工作经验，目光敏锐、思路老到，步骤周密。贾拓夫辅佐陈云开展工作，一边落实各项工作，一边学习陈云的思想方法，认真体会其用意。陈云掌握的很多第一手材料，也有不少是通过贾拓夫及其团队搜集的。陈云对于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有很深刻的见解，对贾拓夫很有启发。陈云曾说：“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基本上是金融、贸易为了财政，这是大政方针。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贾拓夫仔细领会这个思想，开展了一系列操作，一是大力组织边贸，出口边区特产，换回生活必需品，并回笼货币；二是以边币支持生产和财政；三是建立分区财政，实现部分统筹统支。使边区经济迅速回升。在贺龙和陈云的领导和陈云的指导下，随着边区财经工作迅速打开局面，贾拓夫很快成为财经工作的行家里手。

• 接续借鉴陈云的财经思路

1945年抗战胜利后，贾拓夫接替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他认识到发展生产必须和金融贸易手段相结合，必须把边区和晋绥的“取之于民”“取之于己”与“取之于友”“取之于敌”结合起来。1945年秋冬，边区大批人员奔赴东北，需要大量物资支援，为此，西北财经办召开紧急会议，贾拓夫提出5项具体措施：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1946年春，边区召开机关干部生产动员大会，贾拓夫在会上作报告，要求发展生产、增收节支。仅仅一年左右，边区的财政经济形势就明显好转。

1947年春，胡宗南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贾拓夫随同西北局的领导机关和边区人民政府辗转陕北。贾拓夫发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巧妙的斗争艺术，在党中央领导下，在日夜兼程的转战中，保障了部队供给，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8年全国进入战略大反攻，贾拓夫石家庄参加解放区财经会议后，开展又一轮调查研究，为以后接管西安等大城市做好多方面准备。因此，1948年春解放军收复延安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恢复速度特别快。到1948年底，有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转战陕北之前的水平。同时，接管西安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展开。1949年2月9日贾拓夫向西北局上报《关于准备接收西安的初步计划》。因此，在接管西安时，作为新中国第一任西安市委书记、市长的贾拓夫指挥接管西安，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

在这过程中，贾拓夫非常注意学习借鉴陈云的做法。1959年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在西北组有一次发言说:“我们党内真正懂经济工作的人不多，陈云是一个，贾拓夫是一个。”贾拓夫的很多做法，都有陈云的影子。在接管西安时借鉴陈云接管沈阳的经验，“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2个月就顺利完成接管任务，实现平稳过渡。后又借鉴上海在陈云指导下平稳市场的经验，专门派调查组去上海调查学习，有效地维护了西安的经济政治秩序。在新中国的财经工作中，贾拓夫也非常注重陈云的意见，两人很多观点一致。

综观贾拓夫在西北，从参加革命，走出陕西，后又引领红军回到陕西落脚，之后在陕西省委、西工委、西北局和西北财经处以及接管西安市的工作，可以看出，贾拓夫的重要特点在于注重调查、善于学习；注重实效、善于思考；注重大局、善于总结。遇到任何问题，任何困难，都能通过调查、学习、研究、总结，迅速掌握实情、找到对策，成为专家，进而成为赢家。因而能够干一行，成为一行的专家。是一个真正的智者，也是我们党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不愧为毛泽东称誉的“陕北才子”。

（作者系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