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习仲勋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安庆学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习仲勋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在参与整理编撰习老文集、传记和年谱等文献过程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追忆他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从而由衷地敬仰和深刻缅怀他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习仲勋1913年10月15日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淡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2002年5月24日逝世。他十三岁参加革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北地区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建立后，领导了西北地区和全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习仲勋同志在七十多年的革命、建设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党性原则，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担当负责的实事求是精神品质，堪称领导干部的楷模，也是百年政党的一面镜子。

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们党自建立起就肩负着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幸福的历史责任，群众利益即党的利益。共产党人除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这成为习仲勋一生的目标与追求。全民族抗战时期，习仲勋担任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主政七年之久，团结带领人民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发展生产，建立各级各类学校、医疗诊所，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安置移民难民，有理有节开展反磨擦斗争，使关中分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43年毛泽东为习仲勋题写奖状：“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由于习仲勋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身体力行践行党的宗旨，赢得了中央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1943年初，在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给他的鉴定中写道：“习仲勋是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专员及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关中的党政军民，坚持保卫边区和建设新关中，曾获得显著成绩。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习仲勋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当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由于这一切，使得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党组织的评价真实反映了习仲勋在关中分区任职七年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

1943年2月，中央调习仲勋任绥德地委书记。同年11月他在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发表讲话，开宗名义的要求司法工作和司法工作者：“第一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第二不当‘官’和‘老爷’。我们司法工作者，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

1978年初，蒙冤16年之久的习仲勋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南下广东主持省委工作。当时广东沿海“偷渡外逃”事件非常突出，中央十分关注。习仲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询问被抓回来的人员，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有人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这件事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他首先认为群众不是“偷渡外逃”，是“外流”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外流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发展经济是治本，抓捕、截流是治标。正是他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仅很好的解决了外流问题，还率先在广东沿海地区建成了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的商品出口基地，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奠定了基础。

离职休养、安度晚年期间，习仲勋仍然心系老区、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经常和家人向老区和灾区捐款捐物。1997年贵州省的同志看望习仲勋，感谢其对贫困地区群众的捐助。他坦然地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能离开群众，不要忘了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干任何事都要想着群众，都要问问群众。”他一生无论在何时何地，担任何种职务，凡制定的政策、做出的决策和工作实践都始终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

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1943年7月，延安审干工作进入“抢救运动”阶段。由于当时中央负责此项工作的康生等人歪曲了审干政策，实行极左方法，怀疑一切，大搞逼供信，搞的人人自危。绥德地区随之也开展了“全面突破特务嫌疑分子”运动，出现了体罚逼供现象。对此，习仲勋一再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同时，他还打报告给党中央和西北局，如实反映绥德地区发生的情况，建议中央及时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不搞扩大化。为了挽回“抢救运动”在学生家长和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习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德师范学校，一边征求意见，一边宣传党的政策，进行安抚工作。作为地委书记，虽然到任时间不长，他主动作自我批评，向被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为每一个审查对象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 论。在随后召开的学生家长及干部、群众大会上，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1947年底到1948年初，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和西北野战军副政委的习仲勋，跟随党中央、毛主席在转战陕北完成战略防御后，为贯彻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和落实《土地法大纲》，连续三个多月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在绥德周边县区开展调研，深入农村进行走访、座谈，详细了解土地改革情况，及时纠正土改中出现的不分区域、不分历史和现状，搞一刀切的“左”倾错误进行纠正。他先后多次召开有关会议，收集情况，向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及所属地委、县委发请示、指示电报、书信十数份，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导纠正。1947年12月底，他在米脂、绥德等县检查时得悉，义合和延家岔两个地方土改中斗死了八十多人的情况后，当即以西北局名义发出纠偏指示。1948年1月2日，他主持召集绥德分区党、政、军和土改工作干部二百余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强调提出：在土地改革中“只有正确分析阶级，才能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我们一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满足贫雇农要求，以贫雇农为骨干，坚决团结中农，才能胜利完成土改。但同时应当注意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订成富农的过‘左’的偏向。” 另外，就老区、半老区、新解放区三类地区进行土改以及目前出现的问题向中央提出自己意见。在致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电报中他强调，“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首先是老区的阶级成分，原来一般定得高，群众不满意。应重新评论，按新规矩办事。第二，中农多，贫雇农少。有些乡村（清涧地区）无一地主和旧富农存在。即真正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最多尚不足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如再平分，即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不同意，硬分下去，对我不利。像这样的老区可不平分。最好以抽补办法，解决少数无地或少地农民问题为有利。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如果老区的地主、富农订的和新区一样，势必犯严重错误。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光看表现，不一定合理。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老区的群众，就是发动起来后，也不会在运动的形式上有新区那样的轰轰烈烈，这是由于老区的许多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因此，老区的群众运动，绝不能在形式上与新区一样的要求，否则，就是制造斗争，脱离群众”，“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1948年1月9日，毛泽东致电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各同志：“一、习仲勋同志一月四日给西北局及中央关于（老区）进行土改工作的信已同意。二、我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针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1948年1月下旬，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左”的偏向，再次致电毛泽东，“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我感到边区土改仍有下列问题值得注意：一、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由于‘左’的影响，都不愿意当中农。现在深入考查起来，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好得多，真正勤苦劳动，热爱边区，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不只是目前的问题，而是今后发展生产的问题。这分明是对劳动致富方针有怀疑。如不从坚持正确政策中打破这一关，对党对人民都是莫大的损失。二、在（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确中农占优势。即减租地区，也起了基本上的变化。如不看到这个情况，必犯重大错误。三、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分下降但还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故这些地区组织起的贫农团在群众中无威信，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因而出的乱子就很多，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因之，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四、不应再算老账（特别是政治上的）。过去党的政策，对这些坏人，只要他诚心悔过，不咎既往。十年以来他们的确改好了，如把旧账一起翻起，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影响传播出去，更对我不利。”毛泽东接报后立即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况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

1928年2月初，习仲勋在绥德县黄家川村调查土地改革工作时，发现黄家川村在土改中把各家占有土地的数量与质量相结合，制定出按人口平均产量为标准并适当照顾贫老弱残废的抽肥补瘦，主要用地主的超出土地与公地，不足部分再动员极个别中农真心自愿献出的少量土地，合理兑换远近地和调剂园地的方式，既可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又可巩固地团结中农，促进生产发展，遂指示迅速将《陕甘宁边区绥德县黄家川调整土地的经验》材料上报中央。毛泽东阅后指出，黄家川的经验具有典型性，对全国老解放区土改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指示新华社于二月二十八日全文播发。三月中旬，毛泽东又将这个材料与其他两个材料汇集在一起，批示：“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的击破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由于习仲勋坚持党性原则，坚定群众立场，并结合实际贯彻中央政策，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使战时土地改革在解放区得以顺利开展。

习仲勋一生对党忠诚，热爱人民，坚持真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敢讲真话，敢于担当负责，坚定地贯彻、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注重调查研究 坚持从实际出发

注重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是习仲勋一贯的工作作风。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时，由于红二团政委杜衡执行“左”倾错误，强令红二团南下，使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与此同时，杜衡与省委书记袁岳栋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国民党当局又组织力量对照金苏区发动军事进攻。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习仲勋与特委书记秦武山召集三支相互没有隶属关系的革命武装力量负责人在照金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他实事求是，总结了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说服了不同意见，统一了领导干部的思想，形成了统一武装力量，坚持在陕甘边界开展游击战争的共识，及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战术。正是习仲勋坚持实事求是，才使陈家坡会议形成了正确的方针，壮大了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

1943年2月，中共中央调习仲勋北上就任绥德地委书记。为胜利完成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生产和教育两大任务，一到任他就率领调查组到绥德县沙滩坪区一乡的郝家桥村进行蹲点调研。通过驻村调查，他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佃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有典型意义。立即倡导在村里召开“好劳动人选”，评选劳动英雄。郝家桥村群众一致推荐村主任刘玉厚为劳动英雄。习仲勋与刘玉厚进行详谈，对其精耕细作、发展农牧业的经验和该村的生产、工作经验一起进行了总结推广，并与行政公署专员共同署名刻牌匾奖励郝家桥村为“农村楷模”，鞭策鼓励先进典型。同时，在绥德地区开展了“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借鉴先进经验，结合绥德实际制定了全区移民工作方案，号召无地、少地的移民开垦公有荒地，可取得土地所有权；开荒耕种三年内免缴公粮；垦区政府千方百计解决移民的土地、住窑、粮食、农具等困难。这些举措符合实际，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健康发展。

1961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后果，钢产量持续下降，农业减产，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紧张，群众普遍吃不饱饭，一些地方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于当年4月上旬到5月下旬率队到河南省长葛县开展调查。在40多天的调研中，通过驻队广泛走访了解，先后就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农村形势、公共食堂、劳动保护、多劳多吃等问题，和尚桥公社宗寨生产大队由富队变成穷队的问题、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调整大队和生产队规模的问题、和尚桥公社三个生产大队公共食堂的问题、和尚桥公社整风整社问题、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调查、关于耕畜归生产队所有问题的调查以及长葛县占用和退赔耕地的问题、长葛县占用和退赔社员房屋的问题、长葛县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集训干部等十几个方面，采取解剖麻雀的办法进行了全面调查分析，形成了十多份近十万字的调查报告，及时报告中央。这些调查报告有理有据，有分析有结论，更有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措施。中共中央将习仲勋的长葛调查报告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并中央十个调查组组长参考。在书面报告中央的同时，习仲勋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分别召开长葛县委（扩大）会、领导干部大会和有关社队群众座谈会，讲事实摆道理，旗帜鲜明的批评、纠正错误的做法。根据群众的强烈愿望，结合社队实际情况，提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的具体意见。习仲勋在长葛蹲点调研不仅面对面纠正解决了长葛县存在的突出问题，调研成果经过中央转发也及时指导了全国其它地区的工作。

无私无畏 敢讲真话 敢于担当

土地革命时期，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就敢于排除来自左的干扰，不惧怕扣在他们头上的所谓“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取消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冒着被关押甚至杀头的危险，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边界地区组织贫苦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组建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从而使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

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进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习仲勋更是秉承其一贯的求是精神和务实的工作态度。1978年到广东工作不久，他用了二十三天时间，先后到宝安东路罗芳、莲塘、沙头角等三十一个区考察调研。在中英街，看到香港一方繁华热闹和宝安这边萧条冷落时对当地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正确的事不敢搞、不让搞。他鼓励宝安县委要破除“左”的思想，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并强调：“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调研中在听取宝安县委工作汇报后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宝安，总的印象是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要尽我们的最大努力，逐步缩小和香港的差距。”并指出：沙头角怎么搞上去，你们要优先考虑，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他要求宝安的干部要破除“左”的思想，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为支持和鼓励宝安发展，当即对县委提出的问题表态：原则同意减少你们粮食的种植面积。边防地区可以不交粮食给省，农民口粮自己解决，然后出口挣外汇。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

习仲勋这次考察调研是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十六年后的第一次基层之行，所看到、听到、了解到的情况对其触动很大，思考的问题也更加深远。对广东这个沿海省份如何发展，如何对外开放，如何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等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与想法。同年11月在向中央书面汇报到广东半年多工作时建议，要加强对港澳的经济联系和调动华侨建设祖国的积极性。建议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联系；凡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在当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再次向中央提出给广东特殊政策的建议。会上，他还就全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提出意见，认为：体制不改革，想快也快不了。希望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冲破小农经济和原来学习苏联的那一套。建议中央成立一个体制改革小组，吸收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参加，搞出个办法来。习老一方面向中央汇报争取政策支持，一方面着手广东省的局部机构改革。1979年1月他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决定，为了加强对宝安、珠海地区的领导，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贸易，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并任命了两个市的市委书记以加强领导。同年4月习老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他在小组发言中讲：搞什么样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现代化道路；学外国，只是借鉴人家的经验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学习还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基础出发，不能买一个现代化，也不能照搬一个现代化。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习仲勋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向出席会议的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他说，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形式，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并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汇报中，邓小平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在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给广东一点权时，华国锋说：统死了， 影响速度，经过两年认识更深刻了。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如广东要有一个新的体制。明确表态，珠海、宝安要研究搞加工贸易区，加工区通过香港商业网销售，产品不受配额限制。

中央工作会议后，习仲勋又向邓小平做了专题汇报，再次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并在深圳、珠海和汕头组建“贸易合作区”。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过去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此后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习老特别强调广东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他指出，搞什么式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国情，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

1980年11月习老调回中央工 作，此 前，他 在 参 加10月中旬广东省、地、市委书记座谈会时，特别强调：要贯彻执行好中央书记处对广东工作的指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立志改革。中央对我们希望很大，要求很高。如不立志改革，没有创新精神，根本无法先走一步，不可能探索道路，就当不了先驱者和排头兵。今后改革的面更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要进行。建设经济特区是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部门要大力给予支持和帮助。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不光是广东的特区，也是为全国创造经验的，中央很关心。因此，重大问题，经济特区要多向中央和省委请示报告。同时也要高度重视抗腐蚀问题。

习仲勋主政广东两年多时间，对于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而言，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他勇于担当负责，敢于直言讲真话，并结合实际从广东省情出发，对下放权搞活经济，对上争取政策支持，这种大胆改革创新的气魄来源于他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时隔二十年后习老与前来看望他的原深圳市委领导回忆起广东改革开放之初的情景时，都感觉到，当时是要有豁出去精神的。习老说，当时，我有思想准备，没有人敢说，我说，无非是三种下场：一是撤职，二是坐牢，三是杀头。杀头还不至于。由此可见 习仲勋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与无私无畏。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习仲勋在七十六年的革命生涯中，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培育、践行延安精神，是共产党人的楷模、典范。今天缅怀习仲勋同志就要学习其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品质；学习其坚持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密切联系群众、人民至上的精神风范；学习其不忘初心使命，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崇高品德，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斯人已逝，风范永存。

（作者系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