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城

要去延安，心里头最先念着的，便是宝塔山了。

车子从南十里铺拐进延安城，还没有看见宝塔，先看见那一道一道的黄土山梁，硬朗朗地横在那里，像这高原的筋骨。延河在谷底浅浅地流着，水不大，却有一种倔强的声响，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还要往很远的地方去。待车子过了延河大桥，一抬头，那宝塔便猛地撞进眼里来了——它就立在东边的半山上，不高不矮的，却偏偏让人觉得它是在高处，在云端里，在时间的上头。

我原以为，见着它的时候会激动，会流泪。可是真见了，心里却出奇地静。那塔是砖砌的，九层，四十四米光景，立在黄土山峁上，像一柄剑，又像一支笔，直直地戳向天空。天是陕北常见的天，蓝得发白，蓝得让人觉着空，觉着远。塔身是淡黄色的，和脚下的黄土一个颜色，仿佛它本就是这山长出来的一截骨头，硬气，实在，不跟你讲什么虚头巴脑的道理。

山不高，海拔一千来米，从山脚到山顶，落差也才一百多米。路是修整过的石阶，一级一级盘上去，不像神木杨家城那般陡峭得叫人喘不过气。但走起来，脚底下还是能感到那种黄土的踏实——软的不软，硬的不硬，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先人的脊梁上。

山门那儿立着一块碑，写着“宝塔山”三个字。我没急着进去，先在碑前站了站。风从西北方向吹过来，干干的，带着尘土的味道，也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滚烫的东西。这风我熟悉的，在杨家城也吹过，在窟野河边也吹过，在陕北所有的山梁梁上都吹过。它是这里的主人，吹了几千年，还要吹几千年。不同的是，杨家城的风里尽是古意，是杨家将的金戈铁马，是范仲淹的“将军白发征夫泪”；而宝塔山的风里，多了一种更近的、更烈的、让人血脉偾张的东西——那是几十年前的风，是红旗漫卷西风的风。

进得山来，路两边长着些槐树和柏树，不算茂盛，但在黄土高原上，这已经是难得的绿意了。树干都不粗，却扭着劲往上长，像是从石头缝里硬挣出来的。树底下有野花，黄的、紫的，小小的，不妖不艳，却自有一种朴素的生气。

往上走不多远，便到了塔下。塔是实心的，登不上去，只能围着塔基转。塔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算起来已经一千二百多年了。宋代重修过，明代也重修过，但骨架子还是唐时的骨架子。我伸手摸了摸塔身的砖，粗粝粝的，有些硌手。砖缝里长着些干枯的草，风一吹，簌簌地响。一千多年的风吹雨打，砖已经酥了，有些地方甚至剥落下来，露出里面更老、更黄的芯子。

我忽然想，这塔见过多少事情啊。

它见过范仲淹在这里驻守。那大约是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宋和西夏在陕北拉锯，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身份，兼知延州。他在宝塔山上建了一座“望寇台”，就在现在塔的旁边，每日登台眺望，观察敌情。那时候宝塔还不叫宝塔，叫“岭山寺塔”，山也不叫宝塔山，叫“嘉岭山”。范仲淹在山上题了四个字——“嘉岭山”，至今还刻在山崖上。他还在山下写了“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八个大字，那气魄，隔着将近一千年的光阴，还是叫人心里一震。可惜那八个字已经找不见了。

塔的一侧，有一口大钟，是明代铸造的，高一百五十厘米，直径一百六十厘米，上头铸着一些文字，有些已经模糊不清了。据说这钟原是挂在清凉山上的，后来才移到这里。钟声很沉，很厚，一敲起来，整个延安城都能听见。我想象着几十年前，那些穿着灰布军装的年轻人，听见这钟声，就知道该集合了，该开会了，该出发了。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陕北的小城，住窑洞，吃小米，穿草鞋，在油灯下读书写字，在山坡上唱歌操练。他们年轻，他们穷，他们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有信仰，有那口钟敲出来的、沉沉的声音。

那声音在说：天快亮了。

宝塔山不算大，但可看的地方不少。塔的东边，有一块“摩崖石刻”，刻着历代文人的题词。最显眼的，是四个大字——“先忧后乐”，那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句子。还有“高山仰止”，“出将入相”，都是后人的追慕之词。字都刻得很深，一笔一画像是用刀子剜进石头里的，不怕风吹，不怕雨打，不怕时间。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忽然觉得，这些字不仅仅是刻在石头上的，更是刻在人心上的。范仲淹不会想到，他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会像一粒种子，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荫蔽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山的西南角，有一座日本工农学校的遗址。那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日本俘虏办的学校。那些被俘的日本士兵，在这里接受教育，认识到了侵略战争的罪恶，许多人后来成了反战同盟的战士。遗址只剩下几孔破旧的窑洞了，荒草长得很高，几乎要没过膝盖。但我想，这荒草底下，埋着多么复杂、多么沉重的一段历史。敌人可以变成朋友，仇恨可以变成和解，这是需要多么大的胸怀和气度。而这胸怀和气度，正是从宝塔山下的窑洞里生长出来的。

站在宝塔山上往下看，整个延安城尽收眼底。延河像一条带子，从西北方向流过来，在宝塔山下拐了个弯，折向东南。河两岸是密密麻麻的房子，高的矮的，新的旧的，挤挤挨挨，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脚下。清凉山在西北边，山顶上也有塔，也有庙；凤凰山在西边，山腰上还有当年革命领导人住过的窑洞。三座山遥遥相望，像三个沉默的老人，守着这座城，守着这条河，守着这片土地上的记忆。

几十年前，这里还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的延安，是一个偏僻的、贫穷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城。没有这么多楼房，没有这么多汽车，没有这么多的人。有的只是黄土，只是延河，只是偶尔传来的信天游和腰鼓声。但就是在这个小城里，一群人待了十三年。十三年，足够一个婴儿长成少年，足够一个少年长成青年，足够一个青年长成壮年。他们在这里思考，在这里争论，在这里写作，在这里战斗，在这里恋爱，在这里结婚，在这里生孩子，也有人在这里死去。

他们留下了一些东西。

他们留下了一座“延安宝塔”——不是那座砖塔，那座砖塔是唐代的；他们留下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叫做“延安精神”的东西。那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你站在宝塔山上，你就能感觉到它。它在风里，在土里，在每一棵树的根里，在每一块砖的缝隙里，在空气里，在阳光里。它是一种艰苦朴素的精神，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种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这些词说起来很干，很硬，像是教科书上的教条，但真正站在这片土地上，你才知道，这些词是湿的，是软的，是有温度的，是有血有肉的。

因为它们是被一群有血有肉的人活出来的。

我忽然想起贺敬之的诗句：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这诗句写得多好啊。“搂定”两个字，像是要把整个宝塔山抱在怀里，抱得紧紧的，再也不松开。那不是一个人的感情，那是一代人的感情，是整整一代革命者对延安的感情。延安是他们的母亲，宝塔山是母亲的乳房，他们从这里吮吸了乳汁，然后走向全国，走向天安门，走向一个崭新的中国。

山腰上，有一排窑洞，是当年革命领导人住过的地方。窑洞不大，里外两间，陈设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油灯，一个土炕。桌上的砚台还在，笔筒里还插着毛笔，墙上挂着地图，炕上铺着粗布褥子。一切都很旧了，旧得发黄，旧得起了毛边，但一切都是真的，是真真切切地存在过的。我站在窑洞门口，想象着当年的场景：夜深了，延河在远处静静地流，宝塔山在月光下沉默着，窑洞里的油灯还亮着，一个人伏在桌子上写字，写着写着，停下了笔，抬起头，望着窗外的夜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低下头去，继续写。

那是在写《论持久战》？还是在写《矛盾论》？或者，是在写一封给远方亲人的信？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粒火种，后来燎原了，烧遍了整个中国，烧掉了一个旧世界，烧出了一个新中国。

从山上下来，已经是黄昏了。夕阳的余晖把宝塔山染成一片金黄，那塔身金光闪闪的，像是镀了一层金。延河的水面上也铺满了金光，碎碎的，晃晃的，随着水波一漾一漾的。有人在河边唱歌，唱的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声音高亢、嘹亮，带着陕北人特有的那种粗犷和热烈。歌声在峡谷里回荡，撞在宝塔山上，又弹回来，一波一波的，像是永远也不会停歇。

我想起白天的见闻，想起范仲淹，想起贺敬之，想起那些灰布军装的年轻人，想起窑洞里彻夜不灭的油灯，想起那口大钟沉沉的声音。这些东西本来是不相关的，隔着几百上千年，但在宝塔山上，它们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范仲淹的忧乐精神，延安的革命传统，在这里一脉相承，像是延河的水，从古流到今，还要继续流下去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英雄的山，不一定是城墙高筑、刀枪林立的。有些山，是建在人心上的。宝塔山就是这样一座山。它不拒敌于门外，它吸引人从四面八方来；它不用礌石滚木，它用信仰和理想。它是一座不设防的山，一座向全中国、全世界敞开的山。但在它里面，藏着一支比任何军队都更强大的队伍——那是由千千万万有信仰、有理想的人组成的队伍，他们不拿枪，但他们能改变世界。

天色渐渐暗了。宝塔山的轮廓在暮色中变得模糊起来，像一个沉默的巨人，坐在那里，望着远方。延河两岸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红红绿绿的，倒映在水里，像是天上的星星落进了河里。延安的夜晚是安静的，安静得让人想家，想远方的人，想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日子。

但是宝塔山还在。

它在那里，已经一千二百年了。它还将继续在那里，一千年，两千年，只要延河的水还在流，只要陕北的风还在吹，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人记得那些故事，它就会一直在那里。

离开延安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宝塔山。晨光里，它还是那样，不高不矮的，立在东边的半山上，像一柄剑，又像一支笔，直直地戳向天空。

但我知道，它戳向的，不仅仅是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