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海亮
瓦窑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党的历史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化抗战是全面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促进了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左翼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形成，当时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目的是取得对群众的领导权，促进文化的大众化。但在左翼文化运动的过程中，由于过于强调文化的阶级性，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把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排斥在“同盟者”之外，严重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瓦窑堡会议批判“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实现了从强调文化阶级性向文化民族性的转向，引导了文化民族性的发展，真正促成了全民族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了全国文化运动的高涨，成为全面抗战的重要力量。
一、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政策主要受列宁文化阶级性思想和斯大林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影响。列宁认为，民族文化具有阶级性，每个民族都存在劳动群众的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对立，因而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斯大林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他认为“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不是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前提并且滋养民族文化，正像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不是取消而是充实和丰富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一样。”各民族文化是全人类无产阶级文化的丰厚滋养，排斥了民族传统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斯大林对民族文化的强调对于激发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增强民族自信都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经过了一个从强调文化阶级性到重视文化民族性的转变。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文化政策主要受列宁文化阶级性思想的影响，重视共产主义思想的灌输，在强化文化阶级性的同时，弱化了文化的民族性，犯了关门主义错误。瓦窑堡会议以后，党的文化政策主要受斯大林文化民族性思想的影响，重视文化凝聚民族力量的作用，文化政策服务于抗战救国的主题，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性特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1930年初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受列宁“艺术属于人民”思想的影响，开展文化大众化运动，促进文艺与人民大众结合。九一八事变后，左联提出，文艺运动的新任务是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在工农大众中的影响，以大众化、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民族主义宣传为重要的政治口号，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特征。左翼文化运动虽然提出了文化大众化的口号，但由于过于强调文化的阶级性，否认“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存在，把具有革命倾向的小资产阶级排除在大众化的对象之外，犯了关门主义错误，实际上难以实现大众化的目标。
张闻天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关门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1932年，张闻天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中提出，左翼文艺运动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障碍。这种关门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在对“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第二，表现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前者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不存在中间阶级，即所谓“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张闻天批判这种错误观点，认为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还存在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具有革命倾向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如果排斥这种文学，“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后者认为文学要么为无产阶级服务，要么为资产阶级服务。“照这种‘理论’看来，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这种观点，显然把文学的范围大大地缩小了，显然大大地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这两种观点都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否认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但实际上，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只有对小资产阶级实行争取与说服的工作，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建立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左”倾关门主义把小资产阶级排斥在外，就严重窄化了革命统一战线的范围，不利于革命文化的大众化。张闻天强调指出，反对“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并不是否认文艺的阶级性，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辩证分析文艺作品的性质，而不是因为它们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就一概抛到垃圾堆里，去痛骂这些作品的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
张闻天对关门主义的批判并没有改变左翼文化运动“左”倾空谈、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左翼文化运动运用文艺形式方面也没有实现通俗化和民族化，因此并不能真正深入群众。这种情况随着瓦窑堡会议和新启蒙运动而得以改变。
二、瓦窑堡会议强调文化民族性的转向
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要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时还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总结了共产国际运动中的教训，决定不再像以前那样，“把一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机械的搬到别国共产党中去”，“把共产国际最强支部的当前任务，也同样的向弱小的共产党提出”，要求共产国际的工作要充分考虑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及革命成熟的程度，提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一般情况下不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务，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1935年8月1日，共产国际七大正在召开期间，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号召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市）瓦窑堡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根据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新形势，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战略策略，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只有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强调中华民族的利益是最高利益，苏维埃不仅代表工人农民，而且代表中华民族。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愿意把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享有同样的赞誉权与被选举权。会议批判了把小资产阶级排斥在外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强调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要同“左”倾关门主义做斗争。关门主义“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特殊的具体环境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关门主义把有可能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赶到敌人那边去了，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危险。会议分析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实质，认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在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关门主义倾向的结果，必然是完全脱离群众，丧失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会议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论其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的先锋队，这一创新性的观点最大可能地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会议提出，要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队伍，把党变成全民族的群众党，把抗日战争看作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瓦窑堡会议对民族性的强调极大地强化了中华民族意识与民族凝聚力，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组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提供了政策支持。
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认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有抗日的要求，都可以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党的任务就是把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建立最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批判，他认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的原因，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了参加抗日的可能性，有抗日要求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都可以划入人民的范围。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为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
在瓦窑堡会议召开的同时，共青团中央号召学生积极开展爱国运动，号召学生和知识分子高举中华民族解放的旗帜，到工人中去，到士兵中去，到民间去，进行全国人民总动员，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出中国。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了转变宣传工作的指示，宣传工作要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要以争取最广大的群众为目的，一切文字的、口头的宣传要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为出发点，向广大群众指出亡国灭种的大祸已经降临在全中国民众的头上，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派别，都要团结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战胜共同的敌人。宣传的方式方法要通俗易懂，能够深入群众，要利用会议、演剧等方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使群众能够理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各宣传机关都要为贯彻党的策略路线迅速动员起来。
三、瓦窑堡会议促成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
瓦窑堡会议强调文化民族性的转向促使党的宣传工作发生改变，推动了全国文化统战工作的开展，唤起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引起了全国文化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引领新的思想启蒙
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和文化主体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需要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寻找民族自信，唤起爱国精神，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心。中国左翼文化人士认识到，必须发起一场新的文化运动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通过“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来挽救国难”。“自从上下一致、团结御侮的局势逐渐‘明朗化’以后，相应着这一政治上的民主运动，文化思想上的新启蒙运动，就成为广大人民抗敌救亡的共同目标了。”1936年春，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后，立即行动起来，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错误，贯彻党的文化宣传工作。1936年9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中国左翼文化人士发起了新启蒙运动，得到张申府、朱光潜等自由主义者的呼应，后来一些右翼知识分子也参与到新启蒙运动中来，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
新启蒙运动尝试建立以“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在当时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看来，新启蒙运动作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组建文化统一战线，需要新哲学的国防动员，发挥新哲学的思想启蒙作用来解决民族文化危机。新哲学在新启蒙运动中担当了唤起民众、阐释现实、挽救国难的重要使命。
新启蒙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和主体性意识觉醒的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为主的否定性态度，是中国共产党从与传统决裂向与传统衔接迈出的重要一步。“新启蒙运动把文化民族意识从文化阶级意识中凸显出来，适应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心理状态。”新启蒙运动对延安解放区文艺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自1936年下半年到1938年，许多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其中包括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也有丁玲、艾青、周扬、成仿吾、萧军、冼星海等文艺工作者。在文化抗战的旗帜下，党的理论工作者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化的民族性问题。
（二）文化团体的成立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
瓦窑堡会议对组建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强调也引导了文化民族性的发展，引起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推动了文化团体的成立，引发了对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
中共中央到陕北后，1936年11月，由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发起的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成立，丁玲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的主任。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的抗战要“文武双全”，号召文学家到抗日前线去鼓励战士，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毛泽东对文艺战线的号召鼓舞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抗战热情。1937年3月，成立人民抗日剧社。1937年1月，成立新华通讯社；同年4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出版，张闻天兼任主编。1937年8月，以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为基础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1937年11月，陕甘宁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后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随后，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等文化团体纷纷成立。同时，也成立了全国性的文化团体，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1938年前后，在革命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海外华人社区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团体，这些文化团体的成立为建立全国文化统一战线奠定了组织基础。
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文化团体的成立引发了文化工作者对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文艺民族形式是文化自信的展现方式，体现了民族性特质，也是发扬民族精神，增强抗战胜利信心的重要文艺形式。丁玲在整理《长征记》《红军故事》征文过程中认识到“民族形式”在文艺大众化方面的作用，认为苏区文艺运用江西、福建、四川、陕北等省的民间歌谣表达红军生活的新内容，能够“大众化、普遍化、深入群众，虽不高深，却为大众所喜。”李初梨的《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一文说明了当时文化运动存在宗派主义、关门主义问题，马列主义具体化、通俗化不够。要广泛深入地推进马列主义的通俗化大众化，必须重视文化的民族性。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断进入陕甘宁边区，这些知识分子对陕甘宁边区和人民群众生活实际不够了解，具有“轻视普及、关门提高”的错误倾向。同时“外来”的文艺工作者与“本土”的文艺工作者在创作理念和方法方面会有冲突，对于文艺新内容与旧形式关系的认识也会产生分歧。1937年11月，张闻天在陕甘宁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上强调必须推动文化的大众化、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通俗化来适应抗战形势。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他批评左翼文艺作品不够通俗，“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批评根据地文艺形式简单粗糙，“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1938年5月，陕甘宁边区文协发表《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其中特别强调文化运动要注意民族的历史和特点，文化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是不可分的，要正确处理文化的新内容和旧形式的关系问题，主张将“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不断地征服旧形式，不断地使旧形式成为文化新内容的附属，而过渡到文化新形式”。陕甘宁边区文协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民间有深远影响，要纠正当时文化运动脱离民众、忽视民族传统文化的错误，就必须重视文化的民族性，“内容和形式要具体化、地方化，适合于各地民间所习惯”，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该合理利用文艺民族形式。陕甘宁边区文协推动了“民族形式”的讨论，也促使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重视文化的民族性，影响了六届六中全会继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方针的制定。
（三）党对文化工作的加强与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
延安时期，文化统一战线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央专门成立了文化领导机构，加强了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在组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背景下，成立了许多文化团体，同时进一步改革完善了党的文化领导机构，推进了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形成。
延安时期党的文化领导机构主要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一些专门的文化工作机构。1929年，中央宣传部之下设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同时还设有文化工作的专门机构，包括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共中央出版部。中央文委的职责是“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后，在中央文委直接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兴起了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长征开始后这三个机构都被取消。1937年，重建了中央党报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新中华报》社、新华通讯社。1938年4月，中央党报委员会进行了改组，统一领导杂志社、报社和新华通讯社。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党对文化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基本形成。1942年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边区文委”）成立，直属边区政府，由吴玉章任主任、罗烽任秘书长。边区文委作为领导陕甘宁边区的行政机关开展文化运动，代替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边区文协，加速了文化人和文化社团的组织化进程。边区文委设置艺术文学研究组、文化生活研究组、大众化工作委员会等分支机构来对口管理相应社团和开展文化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团体的管理。随着文化界工作从统一战线领域纳入党的领导范围，党对文化工作一元化领导体制逐渐确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后，文化运动走上一个新的阶段了，文化运动开始担负起抗日救亡的任务。为了动员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日战争，需要进一步推进大众化的文化运动。同时还需要加强文化界的团结。党的理论工作者呼吁要加强全国文化界人士的团结，“文化人自身的紧密的团结，在现在是尤其重要了”，“文化人现在需要加强自己的组织，用组织的推动力量来进行抗敌救亡的文化运动……使自己能够尽量给大众以文化教育”。文化界要组织群众投入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他们认为，“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二者实是不可分开的。忽视民族化而空谈大众化，这是抽象的，非现实的”，面对民族危机的抗战形势，文化工作者要承担起唤起民众抗日觉悟的时代使命，“全国文化界人士不拘成见，不分畛域，不论新旧，摒绝破坏分子的挑拨离间，在民族抗战的大旗下，进行大团结……到火线中去，到民间去，为保卫祖国和开发民智而服务，展开新启蒙运动，发挥科学文化的教养，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化，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全国文化界人士在抗战前面团结起来！”
陕甘宁边区文协等文化团体开展的文化抗战运动促进了全国文化运动的高涨，也影响了党的文化政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继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方针。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协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张闻天作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艾思奇作了《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张闻天的报告主要论述了新文化怎样为抗战建国服务，怎样在抗战建国中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抗战建国服务，它必须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张闻天还具体分析了新文化四个特征的内涵及关系，“新文化的四个要求是有机地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提出，标志着党的文化政策的形成，为文化抗战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全国的文化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结语
文化统一战线形成后，文化界人士以报刊、电台、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电影等文艺形式为武器，普遍开展了对群众的抗战救国宣传活动。文化抗战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抗战一样，是伟大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民族精神、激励抗战斗志、鼓舞民众士气的有力武器。文化抗战所形成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如抗战音乐、抗战戏剧、抗战文学、抗战漫画、抗战电影等，则构成了抗战文化，形成了特殊的文艺形态。文化抗战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对党的文化政策和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为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神木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