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1910-1998)，原名王钧治，曾用名王文钊，陕西省蓝田县人。汪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抗日战士，我党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30年代，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他途经长武，负责做好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的联络、谈判等工作，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接受使命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前，汪锋就负责陕西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有过接触，情况比较熟悉。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救国纲领，呼吁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毛泽东非常重视与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他听取了陕西党组织和杨虎城关系的汇报后，决定由汪锋前去送信并作联络工作。在前总驻地——富县西边的套通原东村，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代政委汪锋，匆匆赶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

第二天晚上，汪锋到了毛泽东同志居住的窑洞。毛泽东同志正坐在办公桌旁撰写文章，听见有人敲门，便站起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汪锋的手，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热情和蔼地说：“汪锋同志，你可好哇！我是毛泽东。”半年多来，在陕北肃反运动中被错误定为“反革命”、“AB团”的汪锋，见到仰慕已久的毛泽东同志，非常感动，连忙说：“主席你好。”毛泽东同志安慰了汪锋，还询问了刘志丹等人的情况，一再讲：同志们受苦了，党中央一定会纠正肃反中的错误。谈话进入正题后，毛泽东同志结合当时形势，讲述了党中央从过去狭隘的关门主义到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政策转变；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最后说党中央决定派汪锋去西安 代表红军与杨虎城将军进行谈判，争取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汪锋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自己所掌握的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并表态说：我完全接受主席 的指示和党的委派，全力以赴，争取谈判成功。

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同志分别致书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潼关行营高级参议杜斌丞和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把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3封亲笔信交到汪锋手里，还叮咛说：“出去后不要太辛苦，多拿些钱，也好请朋友吃饭。”

长武受阻

12月6日下午，汪锋从前总驻地富县原东村出发，赶到关中特委所在地的正宁县湫头塬南邑村。汪锋听取了彬县北极区工作的地方干部赵洪的意见后，决定从彬县与长武之间出苏区，从长武向西安进发。当时的长武县长是党伯弧，其父党晴梵在反围城斗争中，曾协助杨虎城处理军政事务，尽心尽力，是深得杨虎城信赖的幕僚。党伯弧受其父影响，对杨虎城十分忠心，倾向进步。早在1927年汪锋就认识党伯弧。利用这层关系，对安全送信会有帮助的。汪锋把信件藏在棉衣中，从关中地委起身，当晚到达赵洪家中。

第二天，赵洪找到一位在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人暗中为汪锋带路，从北极镇出发，过了泾河，到达距长武县城25里的相公镇，带路的人便回去了。由于汪锋穿着一件棉袍，格外引人注目，被国民党长武县政府便衣特务李荣德和电话管理员发现，他俩在汪锋的棉衣内摸到了信件，以为是票子，撕开棉衣后，搜出了藏在棉衣中的毛泽东的亲笔信。李荣德看到这几 封信上写的是“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亲启”、“ 潼关行营高级参议杜斌丞亲启”以及毛泽东的署名，他知道这几个人都是绥靖公署的大官，便将信塞在口袋里，没有让电话管理员看信。汪锋随机应变，摆出一副国民党要员的神气，大声斥问：“你们是谁派来的？”“你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人，杨主任知道了，看你们还想活不想活？”这两个家伙慌了神，赶紧回答说：“我们是长武县政府派出巡视的，看到你刚才坐的马车的轮上有红泥，知道是从北边过来的，所以追上来盘问。”汪锋听便衣说是长武县政府派来的，计上心来，对两个便衣说：“你们党县长是我的老朋友，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情报人员，奉命到苏区边界搜集情报，追踪红二十五军行踪，正要回西安报告工作。”两个便衣特务见汪锋很有来头，归还了搜出来的信件，满脸堆笑地说：“刚才冒犯长官，请多多包涵。请长官到附近村里歇息一 下，吃了饭再赶路。”

巧妙周旋

在附近村里的一户财主家，汪锋一边在两个便衣特务的殷勤招待下吃饭，一边考虑：鉴于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要把信件安全带到300里外的西安，将要遭遇的盘查和危险会越来越多，难免再出问题。如果只是自己被抓倒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误了大事，自己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在进县城的路上，汪锋和便衣特务边走边聊，探听情况。汪锋从特务口中得知长武县城北临深沟，北门道路比较狭小，有中央军把守；南门和西门宽畅，由东北军把守。于是，汪锋决定先与党伯弧见面，争取党伯弧的同情支持，再设法顺利到达西安。打定主意后，汪锋给党伯弧写了封信，让招呼他的电话管理员送入了长武县城，约党伯弧在长武县城北门外见面。

送信的人把信交给自卫团中队长李谦益。李谦益在大革命时期是渭北师范的进步学生，与党伯弧关系密切，是党伯弧的亲信。李谦益安排好汪锋后，便去西关找党伯弧。下午六时左右，党伯弧带领亲信见到汪锋后，党伯弧示意随从离开。汪锋从容地对党伯弧说明来意，简略地讲述了红军主力到大西北后的形势，以及蒋介石不信任并削弱西北军的事实，并告诉他杨虎城将军同中共已有来往，这次他去西安关系国家抗日大局，也关系到西北军的前途，请党县长鼎力相助。党伯弧见汪锋态度诚恳，很受感动，但因左右耳目甚多，不便深谈，只说可以商量。汪锋直爽地提出，用“押送”的办法，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请考虑。党伯弧匆匆离去，汪锋随便衣特务进了县城。

秘密押送

当晚，汪锋在碉楼内约见了党伯弧，将信件交由党伯弧保管。谈话中间，汪锋进一步分析当前的革命形势和建立抗日统一 战线必要性。党伯弧点头称是，还说：“我同杨将军利害相关，一定想办法平安地送你到达西安。我所顾虑的是你来的事，两个特务知道，不好保密。长武到西安途中万一出个岔子就不好办了。你说的押送方法不妥，还是另想方法比较好。”汪锋坚持认为“押送”为上策，押送是名义，护送是实质，可以使用他对待便衣的办法，继续隐瞒真实身份，可保一路平安。党伯弧觉得汪锋 说得有理，便欣然应允。

党伯弧连夜将信带回，及时与亲信李谦益、邢志刚三人商议，慎密部署此事，统一口径，以免别人看出破绽。李谦益、邢志刚二人只知道“押送”的是杨将军的部下，而不知道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派去的人。原计划调一辆军用车，又怕过于声张，弄巧成拙。李谦益想起查哨时在汽车站发现了一辆卡车，明天准备去西安接货，于是叫来了汽车站长，吩咐他 这辆车不要装货，县政府留作专用。党伯弧夜里将毛泽东的亲笔信用县政府公函信封装好，封口盖公章，随即又给他同学、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写了一封信，说明事实原委，请他务必将情况转报杨虎城将军。信写完后，一并交于汪锋装入内衣。

第二天清早，李谦益带着党伯弧的3名护兵，伴同汪锋上了卡车。卡车刚驶出县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何耀东赶到县政府追问：“听说县政府抓到了一个什么人，咋回事？”党伯弧说：“有一个商人，说他是西安绥靖公署高级密探，可是没有证件，无法辨明真假。我怕惹下祸害，寻了一辆卡车，派人送到西安，让绥靖公署审查去。”由于人已送走，何耀东也无可奈何，只得悻悻离去。

促成谈判

“押送”汪锋的卡车一直开到西安绥靖公署。汪锋将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连同党伯弧的信转交给王菊人。王菊人将信递给杨虎城，杨虎城立即派军法处处长张依中前去接待。毛泽东在致杨虎城的亲笔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两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汪锋又将给杜斌丞、邓宝珊的信分别递交给本人。毛泽东同志在给杜斌丞的信中写道：“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杜斌丞非常激动，诚恳地向汪锋介绍了杨虎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情况，并对如何合作提出了中肯建议。汪锋随后与杨虎城多次秘密接触，圆满完成了谈判任务。双方达成实行局部停战，建立西北大联合，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以逐步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协议。1936年初，杨虎城派杜斌丞与共产党代表联络，表示愿与中共联合并与红军互不侵犯。杜斌丞把杨虎城的意见传达给当时的中共陕西地下组织。8月，毛泽东同志再次给杜斌丞写信。杜斌丞感激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主动帮助、配合共产党在杨虎城部开展联络工作。后来，汪锋也被中共中央派到国民党西北军（第十七路军）从事秘密工作，任中共特派员。

汪锋主导的这次谈判，在局势极其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实现全国抗战时局转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了张学良、杨虎城思想的转变和对中共抗日思想的认识，促成谈判，增进互相信任，奠定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三位 一 体”局面。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也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常丹丹 长武县延安精神研究会办公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