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玉珍

“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中央红军跨越二万五千里，艰难跋涉，九死一生，最终在陕北画上了句号。

中央红军选择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相融的结果，既是迫于当时险恶环境下的现实选择，更是基于长远政治战略的深思熟虑，是中共中央在绝境中根据实时情报、敌我态势和战略全局作出的英明决策。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使中国革命重心从南方转移到西北，使中国革命有了一个新的大本营，为后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会师

一、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宝贵的大本营

长征是一场充满磨难的战略转移，在血战与迷途中，中央红军长征先后七次改变落脚点，如湘鄂西、川黔边、川甘西等等，但均因敌情变化或条件不足而放弃。在南方各路苏区相继沦陷、全国多块根据地丢失、红军转战无后方可依托的背景下，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刘志丹在贫瘠的陕北燃起的革命火种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宝贵的大本营。刘志丹等人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土壤，这是中央红军落脚的客观基础，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前提。

刘志丹照片

（一）坚实的群众基础与政权建设

刘志丹曾指出，“革命的火种需撒播在陕北高原。”陕北地区阶级矛盾尖锐，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领导的红军和党组织采取“落地生根”的土改政策，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赢得贫苦农民的衷心拥护，群众愿意为红军提供粮食情报，送子弟参加红军。陕北的革命如火如荼，不仅建立了军队，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武装和党组织系统，一个横跨数百公里、拥有百万人口的红色根据地，在西北拔地而起，形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神奇格局，主力部队发展到五千余人，游击队发展到四千余人，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宝贵的兵源、粮饷和后勤支撑。

这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对濒临绝境的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犹如漆黑的暗夜中一片火红的希望之光，为万里跋涉的中央红军提供了栖息地，提供了可以依托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资源，成为中央红军生存的关键条件，使中国革命有了一个新的大本营。

（二）有强大的军事接应力量

1935年9月，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先期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并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团，兵力近七千人。这支有生力量的存在，极大地增强了陕北的防御实力，为迎接中央红军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接应和保障。

二、陕北地理环境成为红军落脚的天然防御工事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时地利人和”是军事胜利的核心要素。如果说陕北这块红色根据地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稳固的民心支持是占了“人和”的话，那么陕北特殊的地理形势无疑是得了“地利”。

（一）地理屏障的战略优势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地势险要，沟壑纵横，高山林立，交通不便，形成天然的军事屏障。

复杂的地形地貌限制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使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难以发挥作用，利于红军防御国民党追剿，利于红军展开游击战和运动战，利于红军依托窑洞构建隐蔽工事和物资储备体系，此所谓的“地利”。

（二）恶劣气候削弱敌方战力

陕北气候特殊，冬季严寒封山，春季风沙漫天，夏季酷热干燥，南方籍国民党士兵难以适应，而以北方为主的红军则更具耐受性，而且，红军通过长征磨炼出强韧的生存能力。

三、关键信息的获取与果断的战略转向

长征最初的目标并非陕北，最终决定落脚陕北，源于一次关键的情报获取。

（一）甘肃哈达铺的“报纸定方向”

中央红军在离开川陕甘交界地区时，曾计划在川陕甘或接近苏联的新疆创建新根据地。1935年9月18日，红军攻克甘肃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领导人从缴获的国民党报纸《大公报》上，意外看到“刘志丹匪已占领六座县城”，“徐海东股匪与刘志丹股匪会合”等，使中央红军获得了至关重要的信息。

（二）果断的决策

国民党报纸上的消息证实了陕北不仅有红军，还有大片的苏区。9月22日，毛泽东在团干部会上宣布：“我们要北上，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这一决策使疲惫不堪、前途迷茫的中央红军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

四、落脚陕北是政治与军事上的最优解

从全局视角看，陕北是当时最理想的落脚点。

（一）陕北是北上抗日的战略支点

陕北靠近华北抗日前线，掌握政治主动权。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不断向华北进逼，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矛盾急剧上升。

将长征的落脚点和大本营放在西北，紧临抗日前线，使中国共产党能够高举“北上抗日”的伟大旗帜，极大地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此立足，既能获得政治号召力，动员全国抗日力量，又能团结全国抗日救亡力量，也便于红军东进直接参与对日作战，为党日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和地理基础。

（二）利用敌人矛盾，缓解军事压力

陕北地处西北边陲，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陕北地区经济落后，基础设施匮乏，国民党军队要深入此地作战，需要跨越漫长的补给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削弱国民党围剿红军的效率，减轻了被大规模围剿的压力，为红军赢得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

国民党中央主力军集中于南方，对北方控制薄弱，陕北形成战略真空。胡宗南部虽然奋力追击，但孤军难以形成有效包围。

当时，陕北周边地方军阀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他们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存在深刻矛盾，尤其是东北军，抗日情绪强烈，“剿共”态度消极，不愿与红军作战。这种政治博弈的缓冲空间，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便于红军利用矛盾开展工作。

（三）避免与强敌决战和极端环境

如果按原计划向更偏远的青海、新疆或西藏边境转移，红军将面临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如雪山、草地、沙漠，和更为漫长的补给线，有全军覆没的风险。选择陕北，是一条更现实、更可行的生存之路。

五、引路人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发挥关键纽带作用

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历史上绕不开一个人，他是中央红军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新阶段的“活地图”和向导。

（一）“到陕北去”的建议

在中央红军那个关键阶段，贾拓夫，这位戎马倥偬跟随毛主席参加长征并全程走完、唯一来自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者，1935年9月，向中央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情况，并建议中央到陕北。他说：“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动派周旋。”阐明了陕北具有革命的牢固阶级基础、良好的群众觉悟以及充分的战略机动空间等优势。他特别提及刘志丹和徐海东在陕北开辟的根据地，“这片土地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稳固的后方支持，还将成为我们走向全国发展的重要起点。”

青年时的贾拓夫

贾拓夫的汇报和建议，将国民党报纸上披露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信息落到了实处。一份旧报纸和贾拓夫这个“活地图”，对当时还没人知道终点在哪的红军来说，无疑是救命稻草。

（二）可信赖的向导

为确保红军顺利抵达陕北，贾拓夫提前前往陕北，率领先遣队前往陕北，寻找陕北红军。23岁的贾拓夫熟悉陕西地形地貌道路，带领战士们在一个星期的搜索之后，在甘泉遇见了红十五军团的领导，向他们介绍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情况，并将中央红军北上计划传达给他们，沟通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联系。他又返回去，为中央红军当向导，向陕北吴起镇进发，一路上随时介绍陕北的政治经济情况。

1935年10月19日，一个被历史永远铭记的日子，“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中央红军在贾拓夫的引导下，顺利到达陕北，与当地红军胜利会师。

这位从窟野河畔走出的“陕北才子”，以清晰的汇报和准确的判断，为红军指引了通往陕北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的方向，他的汇报推动决策的科学性，为中央长征落脚点定在陕北提供了关键信息，最终促成中央做出“到陕北去”的战略决策。他的提议成为中央决定到陕北落脚的关键因素，正如后来毛主席对贾拓夫的评价：“他不仅熟悉地形，更洞察人心，是我们可信赖的引路人。”

历史上没有绝对的偶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选择。表面上看，是几张旧报纸决定了方向，但深层次看，这是历史的必然。它的必然性在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在陕北的坚持和创造，为中国革命保住了最后一块基石；在于中共中央实事求是、灵活应变的战略决策能力，能够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在于日本侵华导致的民族矛盾上升，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必须转向北方。

中央红军长征选择陕北作为落脚点，是因为它同时满足了天时（气候严寒、抗日形势）、地利（复杂地形、稳固苏区）、人和（群众基础、红军接应）三大核心条件。它不仅是中央红军疲惫身躯的“落脚点”，更是中国革命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出发点”。

从此，红星，从这里照耀中国。陕甘革命根据地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正是从这个“落脚点”开始，中国革命重新奋起，从瓦窑堡，到延安，到西柏坡，一直到解放全中国。

（作者系神木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神木中学退休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