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远佞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除西北革命根据地外，各个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习近平总书记2009年6月在南梁革命旧址视察时指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什么会硕果仅存？我们要加强研究”。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其实也可以引申为对其后身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思考。2025年是西北（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深入研究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原因，对于丰富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内涵，推进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原因究竟何在？毛泽东主席有两个精辟的论断，对解读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有重要启迪。其一，阐述革命根据地。1928年10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存在的五个原因。第一，帝国主义的间接统治，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的不统一，各派新旧军阀的长期混战；第二，革命运动的影响；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政策的不错误。尽管这一分析泛指红色政权，但显然对我们研究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原因有普遍指导意义。其二，阐述西北革命根据地。194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评价西北革命根据地时说，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名干部。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许多好的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原因。

因此，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有其历史必然性。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普遍原因，更有特殊原因。总之，西北革命根据地能够“硕果仅存”是各种因素综合交织作用的必然结果。具体而言，有一个根本原因、五个主观原因、四个客观原因。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造就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根本原因

西北革命根据地能够“硕果仅存”，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艰难曲折的斗争形势下，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根据地党组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决贯彻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在政权和军队中建立党组织，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在外有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内有“左”倾教条主义干扰的严峻环境中，根据地组织领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井冈山道路”的西北实践。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北革命根据地建立并形成了根据地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矢志不移、初心不改，为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西北红军和根据地涌现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高岗、马明方、张秀山、贺晋年、崔田民、张达志等一批西北根据地的领导骨干，刘志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空前险恶的斗争形势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不动摇，坚决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坚持团结包容的原则，不搞小宗派、不组小团体。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面对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甚至遭遇被错误“肃反”、身险囹圄的冤屈，他们都能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相忍为党、忍辱负重，努力消除“左”、右倾错误的对西北苏区的影响，始终保持坚定的党性原则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保存了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他们领导广大军民长期奋战在陕甘地区，致力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巩固，成长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刘志丹就是这个领导集体的杰出代表。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与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后，刘志丹作为“地主”兵员多威望高，却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他毫不计较，忠心耿耿，努力工作；担任的西北军委主席职务被聂洪钧取代，他没有任何不平静的举动，坚定地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团结。刘志丹在遭遇错误“肃反”被捕获释后，光明磊落，顾全大局，一再告诫大家“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他语重心长地叮嘱习仲勋：“最可怕的是暗箭伤人。但这也难免，要经受得起这种考验。”并让习仲勋转告其他战友：“不要想自己的委屈，坚持革命意志，我们的一切是为了人民大众，不是为了个人。”习仲勋深为感动：“一个人能这样一贯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真是少见。”刘志丹不计政治上未得到彻底平反、组织上职位安排过低的不公正待遇，仍然辛勤工作，浴血奋战，甚至付出生命。毛泽东高度称赞西北根据地的干部：“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并高度评价刘志丹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赞扬他为“人民英雄”，朱德称赞其为“红军典范”。1943年4月23日，在延安举行的近万人参加的刘志丹烈士公祭大会上，朱德同志在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的致辞中高度评价：“刘志丹是创造红军的模范”，“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刘志丹。”

二、主观上，五大特殊原因，造就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硕果仅存”

第一，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根据地党组织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西北革命斗争的实际相结合，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和准确判断根据地的革命形势，适时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顺应中国革命规律、符合陕甘边实际的革命道路。“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陕西党组织始终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不论是早期的武装起义，还是以后开展兵运、创建红军、建立根据地，都毫不动摇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虽然受中央“左”的错误影响，省委有些决策脱离实际并错误批判所谓的“梢林主义”，但在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的坚决抵制下，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信念坚定不移。刘志丹坚持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包家寨会议提出采用“狡兔三窟”方式创建根据地，构建了以南梁苏区为中心、以关中苏区和陕北苏区为南北两翼的多区域的大战略布局，为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体现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集体的政治、军事智慧，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重大发展。毛泽东十分赞赏，认为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狡兔三窟”式多区域的战略布局，使根据地的各个战略区域在多次反“围剿”斗争中实现了区域间的协调行动、密切配合，形成了重点区域与牵制区域相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呼应、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相支持、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斗争格局，为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在战略上采取以根据地为中心，建立相对独立的游击区，主力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打击敌人，各路游击队坚守在根据地或者游击根据地进行内线作战。为了创建革命武装，刘志丹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三色”论。1929年5月，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红石峡会议，刘志丹在会上提出了“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方式。“红色”指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白色”指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指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储备武装力量。“三色”论坚持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建立红色政权相结合，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用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创建和发展人民军队，为在西北创建党坚强领导下的红军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建成红军陕北游击队、南梁游击队、红军延川游击队，最后发展成为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到1935年总兵力近5000人，游击队4000多人。

第三，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团结各阶层各方面人士，保护、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陕甘一带国民党嫡系部队、地方军队、中小军阀、民团派系林立，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土匪、哥老会、红枪会等鱼龙混杂，勾心斗角、相互利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在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中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法宝”的作用。刘志丹、习仲勋提出“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等观点，丰富了毛泽东的统战思想。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在杨虎城部发展了许多组织，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与同情革命的民间团体保持着统战关系，在地方民团开展教育工作，争取教育赵连璧、贾生财、杨培胜、师储杰、郭宝珊等绿林武装走上革命的道路，丰富了党的统战思想。

第四，加强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建设，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发展。西北根据地党组织积极开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以极大的努力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受到民主的权利，确保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根据地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进行土地革命；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证民生；设立集市，以物易物，采取开放的政策发展经济；发动群众办学校，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始终将建立清正廉洁的政府作为头等大事，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和条例。刘志丹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这些举措极大地调动了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景象。

第五，坚持革命为民、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了群众最广泛的支持。在根据地创建初期，陕甘边、陕北的红军及其领导就十分注意了解群众的冷暖、体察群众的疾苦，建立农民协会，组织打土豪、分财物，解决贫困农民的生计。根据地建立后进行土地分配，满足了农民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需要。苏维埃政府制定“十大政策”，对土地、财经、粮食、社会、知识分子、文化教育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利益。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陕甘边区党和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开展群众工作，积极消除“红白对立”。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称呼“老刘”“老谢”“仲勋”。很多传唱至今的陕北民歌就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水乳交融的生动写照。

三、客观上，五大外部原因，造就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硕果仅存”

西北革命根据地地之所以能“硕果仅存”，与国民党中央势力未能有效控制陕甘地区，以及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也有密切关系。刘志丹等西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充分利用陕甘边区的特殊地缘环境，使各种客观条件有效地转化为创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积极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为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使根据地能“红旗不倒”，成为中共中央及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第一，陕甘地区复杂的军政格局使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势力长期未能有效控制陕甘地区。统治陕甘两省的军队为国民党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但蒋介石1933年又派胡宗南第一师驻扎天水，1934年底又派张学良的东北军进驻陕甘。杨虎城、张学良、井岳秀、陈国璋、苏雨生、谭世麟、马鸿宾等军阀属管不属调，拥兵自保，勾心斗角，矛盾错综复杂。地方实力派对“围剿”西北根据地，态度消极，敷衍了事，甚至互相掣肘，难以形成合力。在陕甘中共党组织、红军实力弱小，需要积蓄力量以图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杨虎城等关系紧张，“土皇帝”井岳秀长期割据独霸陕北等原因，在利益冲突之下，蒋系军政势力几乎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向陕甘的发展始终受到遏制，未能有效控制陕甘地区，红军避免遭受力量强大而反共态度坚决的蒋介石系统的直接进攻和“围剿”。刘志丹等人巧妙利用当时陕甘边界地区敌人统治权力“真空”的政治环境和相互矛盾，周旋活动，各个击破，积蓄革命力量，在“夹缝”中不断发展壮大。这也是陕甘根据地虽然多次面临重兵“围剿”，却又能始终“红旗不倒”的重要外因，客观上为陕甘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第二，陕甘地区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有利于根据地的发展。陕甘地区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北部，东、西、北三面都被黄河天险所包围，成为防御国民党军进攻的天然屏障。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前身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一个地处桥山山脉，梢林茂密；一个地处陕北高原的白于山脉，山、梁、峁、沟、塬密布，沟壑纵横。两地的共同特点是交通不便，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黄土高原特殊的地形地貌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天然环境，也加大了国民党“围剿”的难度。同时，根据地地处陕甘宁晋绥蒙几省边界，距离中心城市较远，地域偏远、地广人稀，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根据地基本区域陕西、甘肃都是封建落后的农业经济，农业生产基本处于封闭的、自给和半自给的简单再生产状态，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有利于红军筹粮筹款。这些都为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然环境。

第三，陕甘地区地瘠民穷，反动统治当局政治腐败，自古以来便有骁勇善战、反抗压迫的民风传统，人民反抗压迫的革命性较为强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地区连续大旱，土地荒芜，饥民遍地，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农村社会两极分化，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饥民斗争此起彼伏。陕甘地区党组织根据民众反抗社会黑暗的强烈要求，顺势而为，号召发动群众，广播革命火种，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终成燎原之势。

第四，周边革命形势的发展，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土地革命战争中，在陕西的周边先后存在着鄂豫皖、川陕、鄂豫陕、陕南等根据地，尤其是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界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客观上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起到了策应与配合的作用。

第五，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适时到达，解除了根据地面临的危机。中央红军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时，苏区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外有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内有“左”倾冒险主义干扰。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岌岌可危。1935年7月，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代表”到达西北苏区后，同原苏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北方局代表相结合，形成“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鼓吹全国形势和西北形势都正在“伟大阶级决斗的前夜”,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相比已占了“绝对优势”，红军必须实行“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要攻打延安等城市，反对所谓“取消主义”，并认为坚持正确路线的刘志丹等人是右倾。陕甘晋省委成立后，于9月21日发出指示，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实行“肃反”。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西北苏区许多党、政、军领导干部如习仲勋、高岗、张秀山、马文瑞等都被捕入狱，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和地方县以上干部被错杀者达200余人。错误“肃反”引起苏区内极大的疑虑和恐惧，一些地区工作瘫痪，群众大批向白区“跑反”，保安、安塞、靖边等几个县发生“反水”，使西北苏区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千钧一发之际，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采取果断措施，纠正“肃反”错误，拯救了西北苏区，拯救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革命同志。西北革命根据地由一块地方性的革命根据地转变为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成为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西北革命根据地才能不断发展巩固，红旗不倒，最终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完整保存的一块根据地。有了“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这一重要战略依托，党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的长征才有了“落脚点”，从此，中国革命实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作者系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