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琦
1933年5月末的一天，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心照金的陈家坡附近，突然枪声大作，远处传来吵吵嚷嚷地喊叫声：“抓活的，抓活的……”，一时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红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习仲勋和总指挥黄子文带领边区政治保卫队二十余人，准备到薛家寨东南十多里外的北梁村发动群众，并顺便购买粮草。
军民情深
大清早，习仲勋、黄子文就带领政治保卫队到了陈家坡附近的房沟村，正在吃早饭的习仲勋忽然发现东边陈家坡的山梁上有四五个人影在晃动，形迹可疑。他敏锐地意识到遇到了民团包围。陈家坡是通往北梁、金盆、高山槐的必经之地，坡陡沟深。习仲勋、黄子文立即商议，集合保卫队，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袭击，随时准备战斗。
随后，习仲勋指挥保卫队兵分两队，他和黄子文率领一队直上陈家坡，保卫队长王金宝带一队绕道陈家坡北面。谁知，行进到半坡时，就遭到埋伏在坡顶的庙湾民团袭击。敌人居高临下，人多势众，火力很猛。习仲勋果断决定，让黄子文带领队伍迅速撤离，并命令一班长金启明带领同志随他留下阻击敌人。
受命之日忘其家，临阵之日忘其身。关键时刻，习仲勋、黄子文争着留下掩护大家撤退。习仲勋焦急地对黄子文说道：“情况紧急，赶快带大家走！”黄子文刚刚离开，敌人已经逼近。
“嗡”的一声，习仲勋突然感觉腰被闷棍狠狠地打了一下，来不及喊叫一声就倒了下去。游击队员黄金荣赶紧跑过来，只见子弹击中了他的腰部，瞬间鲜血染红了衣衫。黄金荣要搀扶他一起撤退。习仲勋却严厉地说：“不要管我，赶快钻梢林。”话音未落，他感到一阵眩晕，再次跌倒在地， 被民团抓住。
由于受伤，行动不便，习仲勋落到了民团的后面。押解习仲勋的是一个和善的、同情革命的民团小头目，一边走一边好奇地问习仲勋：“我看你像一个大官。” “我是一个贫苦百姓，没有钱交地方的粮款，逼得没法，当了红军。”习仲勋不慌不忙地回答。
“你姓什么？哪里人？”
“我姓焦，富平人。”说着，习仲勋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元递给这个小头目。
小头目接过银元，退了二块给他，不紧不慢地说：“我看你是个好人。我放你，快跑！”
听了这话，习仲勋不知是真是假，便不顾疼痛，使劲往后跑。 其实，这个小头目他听说过，叫周致祥，向往革命，曾要求参加红军。
习仲勋跑到陈家坡附近沟底，喝了点河水。这时听到周致祥在后面喊，俘虏跑了，赶快抓。 习仲勋跑出了敌人的包围，顺着河流向前走，傍晚来到柳林一个叫“郑四哥”的家。郑四哥夫妇赶紧用土方为习仲勋止血、包扎。然后给习仲勋做了一碗鸡蛋面。几十年后，习仲勋还记得那个夜晚：“这天晚上，他把我送到南边四五里的一个地方。一路上我
两手捂着流血的伤口，在河里喝了些冷水，近十天时间大便不下来，头比碌碡还大，那时多亏年轻，要不就没命了。”
是啊，那年习仲勋不满20岁。
晚上，郑四哥把习仲勋送到了庵子村，和黄子文、周冬至等会合后，游击队员把习仲勋送回薛家寨驻地，郑四哥将一床棉被盖在习仲勋身上。当地农民陈秀贞得悉习仲勋等游击队员受伤，经常前来看望，送鸡蛋、面条等。在当年老百姓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拿出家里珍贵鸡蛋、面条，舍不得给自己孩子吃，送给习仲勋等伤病员，使其很快康复。习
仲勋十分感恩照金穷苦百姓，将红军当亲人。习仲勋伤愈后拜陈秀贞为干妈。新中国建立后，习仲勋多次找寻陈秀贞，最后在宝鸡眉县找到，并请到北京家中小住。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巩固和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及建设陕甘宁边区的伟大斗争中，习仲勋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论在何时、何地，担任何种职务，他都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因此毛泽东在1943年初为其题词：“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人民拥护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形成了血肉相连、鱼水情深关系，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陈家坡会议指航向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共陕西组织领导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当红军力量不断壮大，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的情况下，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杜衡在1933年6月中旬召开的北梁会议上，不顾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反对，强令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南、华县、蓝田、洛南根据地。习仲勋因伤病没有出席会议，他曾带话表示反对红军南下。
红二团400余人在杜衡的强令下开始南下，途中杜衡提出前往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离开了部队，让汪锋代理政委。结果红二团一渡过渭河，就遭到国民党陕西当局的围追堵截，400多红军指战员顽强拼搏，英勇抗敌，终因寡不敌众兵败秦岭，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指战员在渭南、华县中共秘密组织和党员的掩护下，于10月前后陆续回到照金。在红二团南下失败之时，7月下旬杜衡与省委书记袁岳栋以及高岗、贾拓夫在西安市东大街一饭馆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杜衡与袁岳栋被捕叛变，使中共陕西省委遭到重大破坏。
红二团南下失败，使照金苏区失去了主力红军。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中共陕甘边特委失去了上级领导。此时，国民党当局对照金发动进攻，情况万分危急之时，驻守耀县的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发动起义，组建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总指挥王泰吉的带领下，义勇军历经挫折，100多人来到了照金。在王泰吉起义的同时，中共耀县县委组织建立了耀县游击队，在党代表张邦英、队长陈学鼎的带领下也来到了照金。奋战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团在渭北苏区被敌人占领的情况下，辗转来到照金。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是习仲勋革命的领路人之一，在渭北曾经并肩作战，同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习仲勋亲切地称黄子祥为大哥。
这三支队伍的到来，增强了照金苏区的武装力量。习仲勋高兴的对王泰吉讲道：“泰吉同志，欢迎您，党和同志们都欢迎你们。”王泰吉有点自责的讲道：“你看，我才带来100多人。”习仲勋宽慰道：“在照金形势危机时刻，你率部起义，意义重大，为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添加了一捆干柴。”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耀县游击队的到来壮大了照金的武装力量，但是这三支力量没有隶属关系，面对敌人的进攻，省委遭受破坏，苏区失掉了上级的领导，如何组织力量来粉碎敌人的进攻，成了照金苏区的头等大事。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和军委书记、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习仲勋商议，决定召开特委和三支红军领导人联席会议，解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当前所遇到的最大问题。
1933年8月14日傍晚，秦武山、习仲勋召集三支部队主要领导和陕甘边区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以及传达省委先前意见的高岗等，在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秦武山、习仲勋主持会议。秦武山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粉碎敌人的进攻。习仲勋首先批判了杜衡的“左”倾错误，导致红二团南下失败。他提出了坚持在陕甘边界的乔山山脉坚持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战略战术上，他分析了敌我力量，提出“不和敌人打大仗，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战术。”习仲勋的分析和建议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成。黄子祥、王泰吉表示习仲勋的建议符合毛泽东在国民党统治区几个省的边界地区发展红军和根据地思想，符合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军事思想。
但是，在讨论到具体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时，与会同志意见发生了分歧。以黄子祥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认为应该分散游击，互相配合粉碎敌人的进攻。一部分同志认为应该统一三支军事力量，形成一个拳头打击敌人。双双讲的都有道理，互不相让，争论不休。习仲勋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分析了各自意见的利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建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三支武装力量，形成一个铁拳头，跳出苏区打击周边县城的敌人，策应留守的红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打击敌人，保卫边区。”习仲勋入情入理的分析，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刚刚平息了分散还是统一行动的争论，在确定谁担任总指挥时，一部分同志提议由王泰吉担任总指挥，一部分同志提出王泰吉虽然资历老，但刚恢复党籍，就任总指挥不合适。习仲勋耐心的向大家介绍王泰吉革命斗争的经历。他讲道：“王泰吉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期间就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领导麟游起义，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渭华起义，担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起义失败后，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失掉党的关系。后在杨虎城的营救下获释，担任杨部骑兵团团长。在陕甘边根据地危急时刻恢复了党籍，毅然发动起义，尽管在辘轳把受挫，仍然坚持带领100余人来到照金，忠心可嘉。”再三说明王泰吉具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使大家认可了王泰吉，同意其担任总指挥，高岗担任政委。
经过一个晚上的讨论，三项决定形成了，刚好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陈家坡会议是在陕甘边根据地危急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决定建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了三支红军的领导；坚持在陕甘边界的乔山山脉发展根据地；实行不和敌人打大仗，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战术。实践证明，这三项决议，符合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际，对发展红军，发展陕甘边根据地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同时，这次会议也显示了陕甘边根据地领导按照工农武装割据的原则，独立自主的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勇气，也展示了习仲勋的领导艺术和组织协调能力。
此后，陕甘边根据地迅速发展，1935年2月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充满深情地讲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这是毛泽东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建者的褒奖。
刘志丹、习仲勋携手共建陕甘边根据地
1932年八、九月，在一个长满杨树、柳树，名叫做“杨柳坪”的地方，19岁的习仲勋辗转数百里来到这里，见到了仰慕已久、长他10岁的刘志丹。
杨柳坪位于耀州区照金南5里处的一个小山村。在这里，陕甘边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和组织发动两当起义的习仲勋紧紧拥抱在一起。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他们相互关心支持，携手并肩战斗，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当年，红军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刘志丹率领下来到照金，驻扎在杨柳坪休整，经历了两当起义失败的习仲勋寻找游击队也来到了这里。对于这次见面，习仲勋曾多次回忆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
习仲勋回忆道，1928年，渭华起义时我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到开展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
当时，习仲勋因两当起义失败，见到刘志丹，他的心情既激动又沉重。刘志丹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鼓励说“干革命还能怕 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他的态度真诚坦率，好像有一种吸引力，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他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相视很久。刘志丹脸庞清瘦，鼻梁很高，目光深邃而温和，总带着笑意。
刘志丹知道习仲勋起义前曾任营党委书记，搞过学生运动，坐过牢。刘志丹结合自身经历感慨地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几十次起义，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即使严重局面到来，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如何建立根据地，刘志丹提出应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三不管的地方、各种地方势力有矛盾的地方，去建立游击区，逐步发展成根据地的主张。
刘志丹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尤其是他“走井冈山道路”的见解，令习仲勋钦佩不已。习仲勋多次谈到，“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方向和道路”。
得悉习仲勋的经历后，刘志丹对他说，“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是学生，不了解实际。基层干部又大都不识字。你是中学生，种过庄稼，了解农民。组织过武装起义，熟悉军事，这是你的长处，现在要多做社会调查”。此后几天，刘志丹带着习仲勋翻山越岭，了解民情。他们每到一处，就和群众拉家常，谈种地，聊社会，亲如一家。
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习仲勋与刘志丹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习仲勋将刘志丹当作老师、兄长，他们携手并肩，赤诚相待，在革命的征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红军游击队离开照金时，刘志丹将特务队留给习仲勋，并叮嘱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撤离。游击队要发动群众，平常是农民，集合起来就是游击队。
1933年6月初，习仲勋在战斗中负伤，刘志丹得悉后一到照金就来探望。 刘志丹随红二团南下时，两人依依不舍。红二团南下失败后，10月刘志丹经历千难万险回到照金。留守在照金的习仲勋马上去看望，大难之后的重逢，两人无比激动，彼此紧拉双手，久久不分开。
看着刘志丹消瘦的身体、深陷的眼窝，习仲勋眼含泪花说：“你们处境真难啊！先把身子养好再说。”刘志丹无比沉重地说：“我们又上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真叫人痛心。”
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兴奋地说：“这下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排除了错误的主张，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了。现在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此后，刘志丹、习仲勋等克服重重困难，纠正“左”倾错误，创建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后来曾深情回忆道：“志丹同志虽然比我长十岁，但我和他在一起工作时，却感到他是一位很好相处的同志，随和的好导师、好领导，也是好朋友、好兄长。他的确是一位光辉四射的革命家。”
共产党员要拥护我们自己建立的政权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兔儿梁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3月中旬，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派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治委员。4月5日，召开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
陕甘边区党、政、军等组织的建立和完善，标志着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
在红二十六军的配合下，陕甘边特委、革委会、游击队总指挥部把巩固、扩大、建设照金苏区作为中心任务，组织和领导群众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和边区建设。红军摧毁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习仲勋领导人民相继成立了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渠塬、马栏川等乡级革命委员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行政体系。开展武装群众工作，在各区、乡、村普遍组建了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富农、寺院、祠堂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区别，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习仲勋带领群众在照金设立集市，活跃苏区经济生活，便利部队和群众购买生活资料。实行禁烟、禁赌、放足等政策，改造社会陋习，树立新的社会风尚。
1933年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委会、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机关迁驻照金薛家寨，相继建起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后勤单位，使薛家寨成为陕甘边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和红军、游击队的后方基地。
1934年，刘志丹、习仲勋等又带领边区党政军等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当年11月，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建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21岁的习仲勋当选政府主席，刘志丹任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设中，刘志丹特别注重维护边区政府的权威。
一次，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要出一个布告，习仲勋决定用军委主席刘志丹的名义，刘志丹却说：“用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习仲勋提出：“我的影响不大。”刘志丹坚持说：“我们自己要扩大我们政府的影响，要树立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
还有一次，在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正给学员讲话，看见习仲勋来了，马上喊道“立正”，向习仲勋敬礼，并请习主席给大家讲话，弄得习仲勋不好意思。事后刘志丹对习仲勋说：“我们共产党员要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
刘志丹带头维护习仲勋的威信，是对政府工作最大的支持。习仲勋后来深有体会地说：“刘志丹的行动真是有感召力，我一个20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很尊重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更要虚心，我见了他们更要尊敬，对年长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对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关系更融洽了。”
刘志丹、习仲勋等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与谢子长等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谢子长病逝后，刘志丹等指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攻克了6座县城，国民《大公报》《西京日报》《晋阳日报》不断有西北根据地消息的报道，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在哈达铺看到了这些过期的报纸，高兴地知道了在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于是决定“我们要到陕北去，那儿就是我们的目的地，”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刘志丹、习仲勋等创建的西北根据地——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
习仲勋此后在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绥德地委书记、西北局书记期间，每到一地，如果是刘志丹曾战斗或生活的地方，他都要向干部群众讲述刘志丹的事迹，教育干部群众，使刘志丹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刘志丹与照金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这首陕北民歌唱的是西北老区人民对人民英雄刘志丹发自肺腑的爱戴。
刘志丹，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榆林中学毕业后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从陕北黄土高原里走出来的热血青年，目睹了国民党统治下贫苦百姓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经过榆林中学的启蒙，黄埔军校的熏陶，大革命的洗礼，渭华起义的锤炼，兵运工作的磨砺，使他成为一个意志坚定、经验丰富的红军优秀指挥员。
刘志丹出身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在榆林中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了解了共产主义，便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他不忘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出自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爱，将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生而益民，死而谢民”，是他毕生践行的誓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边一带的革命斗争如星火燎原之势蓬勃开展。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浴血奋战，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
1932年2月20日（正月十五），刘志丹、谢子长带领红军游击队秘密来到照金，趁元宵节收缴了照金民团的枪支，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秋天，谢子长、刘志丹再次带领游击队到照金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游击队离开时，留下特务队由程双印、习仲勋、第五伯昌等指挥，在照金活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建立后，刘志丹先后任政治处长、团参谋长与王世泰指挥部队在照金周边活动，与国民党军队和保安团队作战，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刘志丹担任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率部来到同官县（今铜川市王益区、印台区），当年这里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但官府的赋税粮款， 有增无减。百姓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刘志丹决定率领红四十二师一部南下攻打同官县黄堡寨，开仓放粮，救济百姓。
黄堡寨是同官县城南30里处的重要集镇，是贯通陕甘的军事要塞，也是国民党黄堡区公所的所在地。这里平时有民团把守，寨外四周地势险要，只有一条通道，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寨子里住着退役的国民党军营长范子畴，靠贩卖鸦片发了财，是当地有名的恶霸。4月23日夜，刘志丹带领红军们到达黄堡寨，悄悄埋伏在寨子下面的麦田里。黎明时分，寨中的小贩张子贤，像往常一样出城去卖油渣。他喊守兵开门，守兵看了看张子贤，就把钥匙扔了过去，然后伸了伸懒腰，又睡了过去。张子贤捡起钥匙，打开了城门。这时，埋伏在外的红军战士一拥而上，冲了进去。民团兵丁见状慌作一团，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缴了枪，其他的守兵也落荒而逃。寨子里还有第二道门，红军发现门缝较宽，便用枪将门锁打坏，冲了进去。范子畴听见枪声，顾不上穿好衣服， 匆忙登上城楼，见红军追来，抓起一颗手榴弹投，惊恐中竟忘了拉弦。范子畴见手榴弹没有爆炸，就慌忙逃跑，一边逃，一边向身后追赶的红军开枪，一名战士不幸牺牲。范子畴急忙从寨墙外土崖上溜下去，蹚过河刚爬上河沿，就被红军排长宋飞一枪击毙。红军成功攻下了黄堡寨。
第二天上午，红军召开群众大会。乡亲们看到仰慕已久的红军师长刘志丹，他中等身材，英姿勃勃地站在土包上，大声地讲道:“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没有吃的都过来拿粮。”乡亲们高高兴兴地把粮食搬回了家，都说红军是亲人，是老百姓的救星。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这首陕北民歌唱的是西北老区人民对人民英雄刘志丹发自肺腑的爱戴。
刘志丹与照金
刘志丹，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榆林中学毕业后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从陕北黄土高原里走出来的热血青年，目睹了国民党统治下贫苦百姓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经过榆林中学的启蒙，黄埔军校的熏陶，大革命的洗礼，渭华起义的锤炼，兵运工作的磨砺，使他成为一个意志坚定、经验丰富的红军优秀指挥员。
刘志丹出身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在榆林中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了解了共产主义，便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他不忘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出自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爱，将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生而益民，死而谢民”，是他毕生践行的誓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边一带的革命斗争如星火燎原之势蓬勃开展。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浴血奋战，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
1932年2月20日（正月十五），刘志丹、谢子长带领红军游击队秘密来到照金，乘元宵节收缴了照金民团的枪支，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秋天，谢子长、刘志丹再次带领游击队到照金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游击队离开时，留下特务队由程双印、习仲勋、第五伯昌等指挥，在照金活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建立后，刘志丹先后任政治处长、团参谋长与王世泰指挥部队在照金周边活动，与国民党军队和保安团队作战，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刘志丹担任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率部来到同官县（今铜川市王益区、印台区），当年这里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庄稼颗粒无收，但官府的赋税粮款，有增无减。百姓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刘志丹决定率领红四十二师一部南下攻打同官县黄堡寨，开仓放粮，救济百姓。
黄堡寨是同官县城南30里处的重要集镇，是贯通陕甘的军事要塞，也是国民党黄堡区公所的所在地。这里平时有民团把守，寨外四周地势险要，只有一条通道，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寨子里住着退役的国民党军营长范子畴，靠贩卖鸦片发了财，是当地有名的恶霸。4月23日夜，刘志丹带领红军们到达黄堡寨，悄悄埋伏在寨子下面的麦田里。黎明时分，寨中的小贩张子贤，像往常一样出城去卖油渣。他喊守兵开门，守兵看了看张子贤，就把钥匙扔了过去，然后伸了伸懒腰，又睡了过去。张子贤捡起钥匙，打开了城门。这时，埋伏在外的红军战士一拥而上，冲了进去。民团兵丁见状慌作一团，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缴了枪，其他的守兵也落荒而逃。寨子里还有第二道门，红军发现门缝较宽，便用枪将门锁打坏，冲了进去。范子畴听见枪声，顾不上穿好衣服，匆忙登上城楼，见红军追来，抓起一颗手榴弹投，惊恐中竟忘了拉弦。范子畴见手榴弹没有爆炸，就慌忙逃跑，一边逃，一边向后追赶的红军开枪，一名战士不幸牺牲。范子畴急忙从寨墙外土崖上溜下去，蹚过河刚爬上河沿，就被红军排长宋飞一枪击毙。红军成功攻下了黄堡寨。
第二天上午，红军召开群众大会。乡亲们看到仰慕已久的红军师长刘志丹，他中等身材，英姿勃勃地站在土包上，大声地讲道:“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没有吃的都过来拿粮。”乡亲们高高兴兴地把粮食搬回了家，都说红军是亲人，是老百姓的救星。
锅里出银圆
一次，刘志丹带领红军一部路过铜川附近的一个村庄，老百姓不知是什么军队来了，纷纷跑到山里躲了起来。红军进村后，刘志丹对战士们说:“大家一定要遵守群众纪律，做饭用了老百姓的东西，都要记好，走时一定记着付钱。”老百姓躲在山上，心里却惦记着家里的东西。红军吃过饭后，继续行军。
老百姓回来一进村，见家家户户的院子都扫得干干净净，都嚷了起来，怎么军队还给老百姓打扫院子？这时，一名姓王的老大娘从家里跑出来，边跑边说:“真是稀罕啊，我从锅里捞出两块银圆，锅台上还有一张纸条，谁给我念念。”一个识字的人念道:“我们吃了你家的米，把钱放在锅里了，请收下。”大家正惊叹着，李大伯也拿着一块银圆和一张纸条走了过来:“看看这 上面写的什么？”识字的人接过来念道:“我们一个战士打了你家的枣，留下一块银圆赔偿。” 大家面面相觑，非常惊奇:“这是什么队伍呀？”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刘志丹带领的红军从这路过。
刘志丹爱百姓，老百姓也深深地爱着刘志丹。他曾任红军总指挥、师长等职务，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刘”。他无论走到哪家，都是往墙根下一蹲，和老乡拉家常，问寒问暖，了解民情。对陕甘边的每一条山岭、每一道山沟、每一个村庄他都熟悉，人们称他“活地图”。照金附近的老百姓听说刘志丹的红军路过，都扶老携幼出来欢迎，看望刘志丹。毛泽东曾赞扬刘志丹:“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朱德称颂他是“红军模范”。
刘志丹、习仲勋等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1935年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充满深情地讲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这是毛泽东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建者的褒奖。
李妙斋与薛家寨
在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李妙斋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传奇性人物，至今在陕甘边一带还流传着他许多故事。
李妙斋身材魁梧，面容清癯，以卓越的指挥艺术、超人的谋略、杰出的组织才能、果敢善断的作风和独特的思维方式，赢得了陕甘边根据地军民的拥护和爱戴。
1932年李妙斋参加了红军陕甘游击队。同年11月，被刘志丹、谢子长安排到照金一带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李妙斋白天以打短工，做零活为掩护，夜晚走村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创建了照金第一支农民武装——芋园游击队。1933年他担任陕甘边区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与政委习仲勋带领着照金军民对薛家寨进行改造，整修岩洞，构筑了北哨门、绣房沟口哨门，加固了党家山、鸡儿架等哨卡。在哨卡周围设置了地雷、滚木垒石，在哨卡之间修筑了便道。同时，对横陈在薛家寨的几个宽阔的天然岩洞进行了维修。在岩洞之间的狭道上，楔入粗壮的木桩，木桩之间结扎木篱。在岩洞周围打筑堞墙，以保安全。
经过李妙斋和芋园游击队的不懈努力，边区党、政、军机关迁往薛家寨。红二十六军和边区革命委员会相继在寨子建起红军医院、被服厂、枪械修理所和后勤仓库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遂成为红二十六军和各游击队攻守回旋、反“围剿”、休整的后方基地。
根据地建立初期，生活异常艰苦，加上反动民团的围追堵截，给养十分困难。李妙斋、习仲勋与亭子沟的冯彦升商量，动员群众在亭子沟设立集市，便于红军和群众生活。集市设立后，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带着面粉、苞谷、小麦、小米和豆类等粮食作物;还有土豆、红白萝卜、白菜、大葱、 豆角和辣椒、豆腐及活鸡、鲜蛋等，有时偶尔也有肉类。在集市上，红军坚持公买公卖的原则，并且规定“让群众先买”，很受群众欢迎。开始规定五天一集，随着上市品种的日益增多，就打破了五天一集的规定，几乎天天有东西交易。建立集市贸易，一方面解决了红军的给养问题，另一方面活跃了群众的经济往来，从而打破了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扩大了红军和苏区的影响。
1933年秋天，趁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之机，国民党当局向照金苏区发起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李妙斋、习仲勋带领游击队主力转到高山槐、老爷岭一带与敌作战，以减轻薛家寨大本营的压力。
1933年9月21日拂晓，李妙斋率游击队在高山槐、老爷岭打退敌人进攻后刚回到绣房沟，就听到薛家寨枪声大作。当时，寨上只留有一个政治保卫队和修械所、红军医院、被服厂的工人及医护人员。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到各个哨位阻击敌人。虽然敌人攻势凶猛，但守寨人员毫不示弱，用自的麻辫手榴弹、土地雷进行还击。这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李妙斋命令游击队展开队形，奔上山寨，加强各个哨位的力量。
战斗进行到下午，敌人开始溃退，游击队乘胜追击，取得了薛家寨保卫战的胜利。就在李妙斋跳出堞墙，指挥部队追击时，狡猾的敌人在树林中埋伏了几个射手，李妙斋和警卫员武功被击中，英勇牺牲。
李妙斋牺牲后，边区军民十分悲痛。黑田峪群众祁振海家自愿捐出了两口棺材，战友们把李妙斋和武功掩埋在他们战斗的山坡上。
李妙斋，原名王玉玺，山西汾阳人， 由于参加革命时用的是化名，所以他牺牲的消息无法告知家人。他的妻子郭黄娇苦苦等了半个多世纪，却不知丈夫1933年已经献身革命。1994年，李妙斋的侄子王德兴历尽曲折，终于找到伯父王玉玺的墓地，从坟头抓了一把黄土，带回山西老家，与伯母的坟土融在一起……
青山埋忠骨，英烈昭后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惜牺牲一切，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自己的信仰。让我们牢记先辈革命精神，赓续红色基因，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谢子长与陕甘边根据地
陕北的那游击队
哎老谢是总指挥
打开了那个安定县
哎山川红一片
陕北的那游击队
哎老谢是总指挥
男女呀那个动员起
哎参战分田地
陕北的那游击队
哎老谢是总指挥
打倒了那个反动派
哎铲除吸血鬼
陕北的那游击队
哎老谢是总指挥
红旗呀那个大发展
哎建立新社会
红旗呀那个大发展
哎建立新社会
这是流传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一首歌颂谢子长的民歌。谢子长，陕西安定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县民团团总，打击土豪劣绅，被群众称为谢青天。1927年10月，领导了清涧起义，1928年参加了渭华起义。此后和刘志丹回到陕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兵运工作。1931年1月后相继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与刘志丹一起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2年正月十五，谢子长指挥红军陕甘游击队秘密抵达照金，乘元宵节袭击了照金民团，并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8月底，谢子长临危受命担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肩负创建陕甘新苏区的使命，率领游击队经常奋战在陕甘边界乔山山脉一带。在照金，谢子长与参加两当起义的习仲勋会面，勉励其在照金一带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1932年9月中旬，谢子长在照金得悉国民党当局纠集大部兵力，分三路进攻照金，由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400余人在总指挥胡景铨、副总指挥党谢芳和蔡子发的带领下，已逼近照金。谢子长和刘志丹率领红军陕甘游击队采取以退为进、先纵后打的战术，主动撤出照金，然后杀个回马枪，将夜宿照金之敌300余人全歼，击毙党谢芳，缴获枪械三四百支。第二天，游击队又埋伏在照金西南的安子洼，利用有利地形，击溃敌军第二路进剿的何高侯团1000余人，取得反围攻斗争的胜利。
此时，国民党当局又发动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围攻。面对敌人咄咄攻势，谢子长、刘志丹决定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北上保安（今志丹县）、安定(今子长县)一带游击。
9月15日，陕甘游击队奔袭保安县城未克，部队损失很大，第一大队大队长高山保阵亡，第三大队大队长高鹏飞、骑兵队队长强龙光等负伤，游击队涉洛河转移到白沙川、瓦子川一带。为避免损失，以求短期休整，游击队决定向富县方向撤退，准备经葫芦河进入南梁地区。10月初，部队转移到合水县墩儿梁、八卦寺(今属富县)一带，又遭国民党驻军高双城部追击。两次失利使部队损失很大，300人的游击队，伤病员就有三四十人。这时，天气已经寒冷，游击队指战员还穿着单衣，而粮食、经费也发生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谢子长带部队进入子午岭山区，来到合水县豹子川、平定川一带，将伤病员安置在山里。
子午岭横跨陕甘两省，绵延数百里，沟壑纵横，梢林密布，人烟罕有，敌人统治力量薄弱，是红军进行游击战的好地方。但是，眼下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蜿蜒的河道已经结冰，半夜三更则寒气刺骨，战士们冻得睡不着，只有坐起来生火取暖，向群众借来的一件老羊皮袄，只能让站岗的战士轮流穿。同时，部队还时时提防南梁、阎家洼子、太白镇、黑水寺民团和土匪的袭扰，经常不等太阳落山就要转移过夜的地方。伤病员一无医二无药，当地群众就帮着挖中草药、送民间土方帮助治疗。善良的老百姓倾其所有，给予游击队很大的支援。
在这极端困难的日子里，谢子长鼓励大家，不要怕失败，应当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加奋勇起来。为了摆脱重重困难，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谢子长果断决定，将部队分为四路分头外出游击。刘志丹带领少先队百余人为一路，去合水塔儿原、黑木原活动；黄子文、杨森为二路，带领70多人去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重远、杨琪、刘约三为三路，带领骑兵队到宜君、耀县一带活动，并通过党的秘密组织与省委联系，请示部队如何行动；四路由谢子长、吴岱峰带领，掩护高鹏飞等30多名伤病员，留守南梁豹子川、平定川一带，一面与中共陕北特委联系，一面指挥红军游击队的行动。
熬过了冬天，春天就会到来！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
谢子长在最困难的时刻，告诫大家，革命总会有流血牺牲，只要不怕失败，不怕牺牲，一次不成，再来一次，老子不行，儿子干，儿子不行，交给孙子，最后的胜利总是我们的。只要我们硬着头皮将最困难的日子顶过去了，胜利就会到来！他的话使大家浑身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他还鼓舞大家说，这方圆百里的子午岭不错呀，烧柴不用砍，吃水不用担，采野果、打野羊，吃肉穿皮袄，我看啥也不缺呀。
子午岭有十八弯，弯弯有宝用不完。谢子长，计谋大，领着我们打天下。冰天雪地咬紧牙，受点冷冻算个啥。红军红旗迎风扬，来日方长还看咱。
12月，各路游击队在合水的塔儿原会合，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磨炼，游击队员精神焕发。这时，谢子长接到陕西省委指示，将部队开到宜君县转角村整编，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但是谢子长却被杜衡排挤出部队，前往上海中央局“受训”。受训结束后，谢子长到冯玉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参加对日伪军的作战。1934年1月，谢子长回到陕北，恢复了陕北主力，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8月，谢子长在指挥反“围剿”斗争中负伤，1935年2月21日病逝。病逝后，中共西北工委将其家乡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修建了子长烈士陵园 ，并举行了隆重的公葬仪式。毛泽东为其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谢子长是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坚定的信念，高 尚的品格，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作者系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