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1912年11月25日出生于陕西省神木县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7月，贾拓夫担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西安市团委书记。当时正值“立三路线”时期，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在西安利用“双十节”机会，大搞游行示威。贾拓夫在组织活动中遭叛徒告密被捕，作为政治要犯，投入死牢。11月间，杨虎城率兵入陕，陕西驻军宋哲元、刘郁芬部败退入晋，军阀混战，监狱失控，贾拓夫和其他同志乘机组织越狱，逃离虎口。

此后，贾拓夫化名贾绍庭，作为省委特派员到汉中城固县，以中学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斗争。他恢复整顿了地下党组织，改组了陕南特委，并担任陕南特委书记。他组织批判“托派思想”，纠正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要求把工作转向农村，转向工农兵，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废基”运动(针对基督教和外国传教士的欺诈) ，领导民众抗捐、抗税、抗摊派，取得了很大成绩。当时群众留下顺口溜:“瓦碴庙插红旗造反，城固县红了半边天。吓得反动派心惊胆颤，委员们再不敢下乡催款”。

1932年初，贾拓夫调回西安，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成为当时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那时，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到西安兜售反共媚日的“戴季陶主义”。省委决定由贾拓夫为主要组织者，发动了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包围了戴季陶，烧毁了他的汽车，公开喊出“拥护唯一反日反帝的苏维埃红军”，“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的口号，并与国民党军警展开英勇斗争。虽然后来斗争遭到镇压，付出了鲜血，但各地的学生、群众坚持罢课声援，长达数日，迫使戴季陶狼狈而逃，当局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反帝抗日，深入人心。这个时期，省委最重要的任务是贯彻党中央关于在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工农红军，开辟红色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王世泰等组建了陕北游击队，陕甘工农红军，1932年冬，扩编成红二十六军。贾拓夫代表省委派去许多骨干力量，高岗、张秀山、杨森等著名红军领导人都是经他手派往红二十六军的。他还用很多时间到各处巡视，指导工作，在渭北三原武字区组织革命委员会，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他还参与组织篙店、蒲城的兵变，在陕南发动建立红二十九军，以及策动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建立西北抗日义勇军等一系列工作。

1933年7月28日，贾拓夫和时任省委书记袁岳栋、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省军委联络员高岗，在西安福盛楼饭店以吃饭为掩护，开会讨论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工作部署问题。其时被叛徒程建文发现，带领特务来抓人。袁和杜出门后，即被特务逮捕，贾拓夫因结账晚出去一会儿，机敏地逃脱。高岗多喝了口水，发现情况后，也从后面溜走。袁、杜被捕后即叛变。在这紧急关头，贾拓夫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跑到省委机关技术科，通知马上转移，把文件寄存到谢和昉掌握的一个地点。由于贾拓夫这段时间在外巡视多，不少秘密点都不清楚，只知道袁岳栋和军委接头的地方，于是冒着风险在此蹲守。第二天找到了军委窦文德，通知岳、杜被捕叛变之事，又通过窦，于当晚找到团省委书记刘宗沛，让刘通过团的系统向上级汇报事变。贾拓夫和窦文德、刘宗沛商议决定，三人负责处理一切事务，设法通知军委负责人汪锋和其他能通知到的所有同志转移，叫杨虎城部队的阎揆要等同志注意好隐蔽，派人给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送去纸条，用暗语写到：“掌柜的打官司去了，你到舅舅家要些钱过日子”，同时用各种方法联系和通知到西安、兰田、三原、边区(陕甘边根据地)、澄县、蒲城、西路特委和两个军队关系等地方组织，做了相应安排。还在渭华与县委商定，派刘志丹、王世泰到杨森的四团去，黄子文到韩城的梁占魁部。又找到高岗，让他到起义的王泰吉骑兵团去。还在白露湾召开了党团积极分子会，做了应急的研究部署，会议决定由贾拓夫代表省委去向党中央汇报。

贾拓夫于1933年8月15日出发，先北上北京向北方局汇报，又奔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当时正值顾顺章叛变，临时中央转入江西中央苏区。贾拓夫又跟随进入瑞金，之后留在中央工作。其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贾拓夫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参加了党的一些重要工作。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贾拓夫任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成为陕北老革命中唯一参加长征全程的人，也是中央红军到陕北的引领人。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他受毛泽东亲自派遣，克服困难，昼夜兼程，在甘泉县下寺湾找到红十五军团，为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打好前站。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由于王明“左”倾路线，使刘志丹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受到陷害。党中央根据边区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反映，派贾拓夫协同王首道、刘向三同志一道去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调查研究，审阅案卷，弄清真相，为平反这一错案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一时期，贾拓夫先后担任陕甘苏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特派员，关中特委书记，三边特委书记。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重建陕西省委，领导陕西国统区的抗日救亡斗争。当时正在新开辟的三边任特委书记的贾拓夫被党中央急电召回延安，随周恩来、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罗瑞卿等，搭乘张学良派出的飞机直飞西安。就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的当天，博古代表党中央宣布恢复重建陕西省委，任命贾拓夫为省委书记。新省委首先大力恢复地下组织，利用各种形式发展党员，建立新组织，恢复并扩大党的队伍，很快使陕西成为当时国统区党的力量较大的几个省份之一。

1937年5月，贾拓夫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刘少奇、博古、张国焘、凯丰、林彪、杨尚昆等领导人一起被选入主席团。这次会议使他对党中央提出的“动员、领导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路线、方针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他在省委所在地云阳镇召开省党代会，请周恩来、任粥时、彭德怀、杨尚昆出席并做报告。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他以“关锋”的名义，在陕西党的刊物《西北》周刊上，发表了“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关于目前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些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又以“红光”等名义，在谢华主编的群众性周刊《救亡》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为最大限度动员各界群众参加抗日，省委组织并领导了一系列群众抗日团体，包括上层人士参加的“西北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和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等，使西北地区成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抗日基地。

1938年10月，省委以纪念鲁迅逝世周年为契机，由学生出面，在西安组织了有几万人参加的纪念大会，邓颖超、江隆基等知名人士都讲了话。贾拓夫第一次以陕西省委负责人名义公开讲话，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喊“抗日无罪，爱国有功”，并包围了省政府，逼迫当局不得不当众答应了群众要求。随后，省委又组织了一百多个下乡工作团，宣传抗日救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为了适应党、团员迅速增加，新干部大量涌现的新形势，省委及时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省委负责人亲自授课，贾拓夫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抗日主张吸引了大批知识青年，各地青年纷纷到延安投身抗日，他们渴望学习革命理论。为适应这一需要，贾拓夫向中央青年部长、西北青年救国会主任冯文彬商请，协助省委举办了战时青年训练班(即青训班)。经过两期，影响不断扩大，学员大为增加，青训班搬到了安吴堡。毛主席听取汇报后，肯定了这一做法，并决定安吴青训班由中央直接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贾拓夫历任陕西省委书记，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战部部长、调查研究四局局长，西北局常委、秘书长，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等职。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贾拓夫出任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市长，主持西安的接管工作。他多次召集会议，了解、收集、整理出有关西安各方面的情况资料，亲自起草了接管工作计划。他还担任了西北局常委，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为西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付出了巨大努力。

1952年8月，周总理、陈云点名，调贾拓夫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职务。

在这期间，他协助陈云、李富春同志对我国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对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贾拓夫在经济工作方面，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是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贾拓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还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贾拓夫负责的国务院第四办公室没有一个人被打成“右派”，因而没有完成打右派的指标任务。庐山会议后，他写下：“庐山识大义”，“庐山教训信无辜”的诗句。 1959年贾拓夫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被批判贬官后，要求到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火热生活中去，他下放抚顺和首钢，与工人们同甘共苦，汲取营养和力量。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中，他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忘我地工作和学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面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诬陷和残害，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直到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离世时才54岁。

贾拓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贾拓夫是我省党组织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出身贫寒，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才华出众，被毛泽东誉为“陕北的才子”。在4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在我省工作战斗了近20年。他熟悉陕西的情况，全省大部分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战斗史迹，他为陕西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到中央任职后，仍时刻关注着我省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时刻牵挂着三秦大地的父老乡亲。他多次回陕调研指导工作，关心家乡的建设发展。他教育子女热爱家乡、回报家乡，他的子女孙辈多次到神木调研，积极为神木县开发建设出谋划策，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联络国内外知名煤炭企业与神木合作，为神府煤田开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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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学军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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