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的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新闻战士。这位“大地的女儿”自1928年底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踏上中国土地开始，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结成一体。抗日战争前夕，史沫特莱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采访，真实地报道了发生在那里的一切变革，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向全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真相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0-1950)，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一个贫困的煤矿工人家庭，幼时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稍长通过自学考进一所师范学校。从1916年起，她投身于政治生活，先后在美国和德国从事支持印度流浪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因此在美国被捕入狱，过了4年的铁窗生活。
1928年底，史沫特莱经一位德国共产党员介绍，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从1929年到1936年，史沫特莱一直在上海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她写了许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讴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文章，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和《中国红军在前进》等书。她联络路易·艾黎、汉斯·希伯、魏璐诗等友人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设法掩护过许多革命者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她虽然身在上海，但却一直在关心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1935年底，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亲自草拟了给毛泽东的贺电，其中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这份电报就是由史沫特莱拍发的。1936年初，史沫特莱得知中共急需在西安设立一个秘密转运站，以缓解陕北红军奇缺的医疗器材和医药问题，她即介绍德国共产党员、牙科医生海伯特·温奇在西安开设一座牙科诊所。这个诊所不久就在西安七贤庄1号“开业”，中共通过它收集转运了大批医疗器材和药品到陕北根据地，转送了许多干部去陕北和全国各地，并在地下室安装了一个较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专门对外转播新华社的新闻。西安事变后，这里先后成为红军联络处和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所在地。当史沫特莱得知斯诺和马海德将要去陕北苏区的消息后，立即筹集了一笔钱，买成药品让他们带到陕北去。她还买了不少防尘眼镜，要他们亲手送给毛泽东和朱德每人一副，再把其余的分赠给其他红军指战员。她说：“如果他们眼中掺着山上刮来的灰尘，怎么能指挥打仗和战斗呢?”
1936年秋，时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的史沫特莱离开上海来到西安，暂住在临潼华清池。据丁玲回忆:她当时住在海伯特的牙科诊所里，等待机会进入陕北苏区，从而有机会同史沫特莱接触。恰在这时，埃德加斯诺刚从陕北采访归来回到西安，她(他)们三人经常见面，听斯诺介绍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夜深人静之际，在昏暗的灯光下，她(他)们压低声音用不同的语言合唱《国际歌》。丁玲说：“史沫特莱的工作和政治贴得紧紧的，她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人，她的政治触觉很敏感。”实际上，史沫特莱在此期间一面写作一面养病，同时在做去陕北苏区的准备。
同年12月初，蒋介石气势汹汹地来到西安，督促实施第六次大规模的“剿共”军事行动，把行辗设在华清池。史沫特莱被迫迁移到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12月9日，西安大中小学的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高唱救亡歌曲，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史沫特莱手持照相机，拍摄了许多学生游行的照片。当天晚上，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来找她的麻烦，并要西京招待所的经理把她撵走。11日，招待所经理接到一份最后通牒，限史沫特莱24小时内必须搬走，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要由经理负责。史沫特莱性格倔强，拒不从命，吓得这个经理哭诉说：“你难道想要我的命吗？”
12月12日凌晨，突然枪声大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杨虎城十七路军特务营和卫士队的士兵在西京招待所搜捕蒋系军政大员时，也踢开了史沫特莱的房门，抢走了她的钱包、大衣、钢笔、手电筒和照像胶卷。杨虎城闻知此事后非常生气，答应赔偿她的全部损失。然而史沫特莱不把个人的损失放在心上，她听说抓住了蒋介石，顿时“身受打砸抢遭遇的不幸一扫而空”，认为“无论西安事变的结局如何，中国将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她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跑到院子里用中文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
尽管史沫特莱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她还是慨然应西安“三位一体”之邀到XGOB广播电台工作，勇敢地担负起对外英语广播的任务，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传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这对于击破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亲日派的阴谋，澄清外界对西安事变的模糊认识，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王炳南的安排，史沫特莱和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专门访问了杨虎城将军，询问了张学良、杨虎城捉蒋的目的和意义、西安事变和两广事变的区别、西安释蒋的情况等一系列问题。在此基础上，她把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蒋介石“剿共”阴谋的失败，在临潼被扣留，被迫答应抗日，以及张学良被囚禁，中共发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等等，都写成文章向外界报道。1937元月中旬，西安《解放日报》和《学生呼声》记者先后访问了她，征询她对西安事变和救亡运动的看法，从中“刺探”“外国人对西安事变之一般观点。”史沫特莱认为:这次事变“在中国是自1926-1927年北伐以后最重要的事件”，“张杨两将军是具有高远的历史眼光和大的勇气的中国军事领袖；”表示“我是绝对完全同意西北的这次运动，而且我将尽我的能力拥护它，到必要时，尽我的生命”。她还参加了一次空前盛大的游行示威。著名作家柳青曾亲眼看到史沫特莱站在鼓楼上，和群众一起高呼抗日口号。
史沫特莱还与德国友人王安娜一起访问了事变后获释的大约300名红军战俘。令她俩吃惊的是，其中竟有50名妇女和30名孩子，而且多数人都有病，隆冬时节却躺在冷冰冰的茅草棚里。她俩安慰这些女战士说：“希望你们好好保重身体，尽早回到延安去。”出于深切的同情，史沫特莱经杨虎城允许给难友们送去了一些被子和食品。
史沫特莱由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1937年1月12日清晨，史沫特莱乘坐一辆卡车离开西安，前往位于渭北重镇三原县的红军前线司令部。
2.在三原红军前线司令部
离开西安的第二天清早，史沫特莱到达红一方面军总部所在地三原杜里镇。在城边麦地里进行游击战演习的红军战士立即飞跑过来，争相观看刚到的西安来客。史沫特莱第一次见到了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环顾身边的这些年轻人，囊使她欣喜若狂。她后来写道：“一副副面孔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们机灵活泼脸色红润，如伟大的作家鲁迅断言过的。和我所见到的白区那些神情萎靡脸色呆板的士兵脸孔完全不一样。”已先一步到达这里的作家丁玲向红军战士介绍说:史沫特莱是一个国际友人。一个战士转身就开门见山地要她讲讲西班牙内战的最新消息。史沫特莱也不愿错过个毕生难逢的良机，就地站在那里回答并向战士们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她说很想昕听红军进行曲。战士们乐开了。一个战士爬上汽车捧起手，“一、二、三”喊声一落，人们跟着唱起了洋溢着革命豪情的雄壮歌曲。
在丁玲和翻译吴莉莉的陪伴下，史沫特莱走在昔日繁荣、热闹，现在一片荒凉的杜里镇街上，发思古之幽情。门庭清落，院落幽深，寂无人居，唯有石雕浮刻的狮虎牌坊，照旧壁立在门口。窗棂檐际，蛛网密布，战士们住在堂房厢屋的青砖地上，一排排草席上加麦草，三九寒天，冻土硬地，这儿就是他们的宿营住地。10点开早饭时，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找到了她们，并设宴欢迎史沫特莱的访问。
几天以后，史沫特莱和丁玲来到镇外一个村子里的红二方面军司令部。一个身材魁梧、头戴一顶大皮帽的黑胡子军人从司令部走来，向附近的人招手致意。丁玲喊道：“贺龙同志，我们来了!”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写道：“看贺龙的外貌不像一般中国人，有几分像版画故事里的古代中亚一带的蒙古黑胡子。他是40多岁的人了，走起路来龙行虎步像狮子一样。……他那身装束使我感到离奇古怪。青布制服上身满是补丁，像是儿童穿的百家衣。下身套裤布鞋，加上一副草绿色绑腿从膝到踝缠成树叶形式，引人特别注目。此外还有更显眼的东西，那就是他那根发亮的皮腰带和弯把指挥刀!”红二方面军是最近才走过康边“草地”和中央红军会师的，战士们衣服破旧、身体多病。贺龙司令员和肖克政委向史沫特莱介绍了他们长征的经历，并和她讨论了防治西北流行的霍乱、伤寒和消灭虱子等问题。
红军前线部队司令员彭德怀的指挥部，设在白武丁山下的云阳镇。1月下旬史沫特莱和丁玲、吴莉莉骑马来到这个山头覆盖着白雪的山村。彭德怀闻讯立即出来欢迎，和她们一一握手，随即引进司令部。他面容严肃，目光深沉，语气粗哑豪放。因为有病的缘故，彭德怀大部分时间在司令部里。史沫特莱发现他坐在一个炭盆火炉前，不是工作，就是学习，他的口袋里总是有一本小册子或一本包了皮的书。史沫特莱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里同他和他的参谋人员多次围炉谈话，内容涉及红军同驻地群众的关系、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关系以及彭德怀个人的革命经历等各个方面。
一天晚上，他们正在司令部里闲谈，角落里的调音员高兴地叫了起来：“听！南京电台!正在广播我们的消息!”收音机随即传出女高音的广播声音：“共匪现仍盘踞三原县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掠夺，全县十室九空，陷于恐怖之中。”史沫特莱气呼呼地喊道：“真讨厌!”红军前线部队政委任弼时笑了起来，学着他的喊声，又补了一句：“他们忘了加一句，我们还俘虏了一外国女人呢!”“造这样的谣言又有什么用处?”史沫特莱问道。彭德怀坚定地回答：“惟一的答复是我们的最后胜利!”
3.采访朱德、毛泽东
1937年1月底，史沫特莱从三原乘汽车到达中共中央所 在地延安。她先住在延安城里街道边的一所院子里，后来为采访方便，搬到凤凰山麓红军总司令部旁边的几孔窑洞里。
初到那里的第一个晚上，马海德医生就带她访问了红军总司令朱德。史沫特莱后来回忆初见朱德的情况时写道：“一个身材结实，个子不高，身穿灰布补丁制服的人，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我见到了朱德，许多年来我在我的书中写道的朱德，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
朱德满面春风，连连对史沫特莱表示欢迎，并向她伸出了双手。史沫特莱用双臂抱住朱德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吻了一下。“让我好好瞧瞧你。”她对朱德说，“我多年来一直听人家说你是一个土匪，你的头值二万五千块大洋，并且你还是我见到的最有生气的尸体!我给你带来了几份宣传你死亡消息的上海剪报。”史沫特莱从口袋里掏出剪报，当朱德看到一张硬说是他的照片时，他会心地大笑了起来。
就在这次谈话的时候，朱德那种平凡而伟大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史沫特莱，使她产生要写一部朱德传记的念头。因此，当朱德问起她想在延安做些什么事时，她就回答说：“我希望你把你一生的全部事迹讲给我听。”“为什么呢?”朱德惊讶地问道。史沫特莱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每十个中国人当中，就有八个是农民。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事迹。如果你能把你的生平都告诉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1937年3月史沫特莱开始写朱德传的准备工作，每个星期有两三个晚上由朱德向她讲述他的生平，有时朱德还画一些红军行军、作战的简图供他参考，有时她用速记符号记下朱德的谈话。其它时间，她细心观察朱德的一言一行，访问老红军，搜集有关材料。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的第一个晚上，还有幸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由于毛泽东习惯于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因此他们的初次会面被安排在午夜。史沫特莱后来写道：“我在半夜里去拜访他，掀开一个窑洞的棉门帘，进入一个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央一张粗笨的大桌子上面点着一支巨烛，烛光在一堆一堆的书报和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着，一个人影，一只手按桌而立，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我见到一堆的黑衣服上盖着一件宽大而有补丁的大衣。他站的地方高出其他部位，使他的身材显得更高大。”毛泽东紧紧握住她的手，大声说：“欢迎!欢迎!”史沫特莱感到毛泽东：“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他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此后毛泽东常到史沫特莱的住处，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他们谈论制度，谈论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还跟翻译吴莉莉学说北京官话，跟史沫特莱学说英语，学唱英文歌曲。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以后，史沫特莱还向中共领袖们建议，其他外国新闻记者也应该到延安来看看。她坚决地认为必须打破国民党对延安的新闻封锁，她要帮助共产党，让更多的人知道红色中国的真相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于是史沫特莱向所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外国新闻记者发出邀请，只要谁能设法抵达西安，她将负责安排，请共产党派人前往西安去接应他们，并一路把他们领到延安。在史沫特莱的大力帮助下，德国学者王安娜、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托·基恩、合众国际社记者厄尔·列夫以及自乘专车周游中国的欧文·拉铁摩尔博士和一批美国学者，都纷纷来到延安参观访问。
史沫特莱为所有这些到达延安的记者们安排了同毛泽东的会面。她回忆道：“我写一张条子给毛泽东，请他过来谈话。不用很久，他就会带着一小口袋花生米到我的屋里。于是大家就邀请外国人先唱歌。当他们欣然唱完之后，中国人也合唱支歌、讲些故事，或者大家一起议论。”到延安的外国记者感到非常安心，共产党人中间没有国民党那一套官场生活的形式主义和客套。有一个记者说：“他们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在延安，史沫特莱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奔波，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一直忘掉了我不是一个中国人。”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正式接受了史沫特莱的采访，回答了她关于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的提问。当时，毛泽东住在凤凰山麓城皇砭的一孔依崖凿成的石窑中。在这孔坐西面东、有些潮湿的窑洞中，毛泽东与史沫特莱侃侃而谈。毛泽东对这次谈话非常重视，在3月10日给斯诺的信中附了此次谈话的记录稿，3月16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这次谈话的要点。
史沫特莱还指导工作劳累的中共领袖们学习跳舞，以此获得休息。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期间，朱德总司令同她率先跳起了交际舞，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只不过他跳舞像在演算一道数学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总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地上随音乐旋律起舞，他是身上惟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延安的老鼠很多，史沫特莱曾发起了一次灭鼠运动。她托人把西安市场上所存的捕鼠夹抢购一空，并且写信请斯诺夫妇尽力从北平再寄一些来。她花了好多时间把捕鼠夹分别送给人们，并向他们讲解使用方法。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国爆发。朱德总司令要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而史沫特莱对朱德的采访尚未结束。于是她带着这个问题去问毛泽东:哪一样事更重要，更值得她做——留在延安写朱德的传记好呢?还是到前线去报道战争好呢?毛泽东回答说：“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重要得多了。”史沫特莱遂把笔记藏了起来。于9月中旬离开了延安经西安到达山西抗日前线采访，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产绩，先后完成出版了《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以及“朱德传”——《伟大的道路》等书籍。
1941年，史沫特莱结束她在中国12年的战斗生活回到美国，1950年5月6日在英国伦敦病逝，享年60岁。她在遗嘱中要求，在她的葬礼中奏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并把她的遗骨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民遵照史沫特莱的遗愿，将其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烈士陵园。在她的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镑刻着朱德书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作者：梁月兰，系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文章摘自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刊《源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