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天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特别缅怀老一辈延安红色科学家华寿俊、王士珍夫妇。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这些科技工作者以智慧和勇气书写了一段令人震撼的创新史诗。一段时期，华寿俊、王士珍夫妇在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家属院居住，与我爷爷奶奶家是邻居。我爷爷奶奶和父辈们经常给我们讲华寿俊、王士珍夫妇不平凡的光荣事迹。这些故事不仅承载着个人记忆，更凝结着一个时代的科技奋斗史，是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崛起的生动见证。

在陕北高原的风沙里，在窑洞的油灯下，延安时期的华寿俊、王士珍夫妇等红色科学家们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气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书写了一段独特的科技创新传奇。这片黄土地不仅是革命的圣地，更成为战时科技的试验田。从解决“纸荒”的马兰纸发明，到“三位一体”的科技教育实践，延安时期的科技创新始终紧扣“军民一致”的核心，用智慧突破封锁，用创新滋养希望，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埋下了最坚韧的种子。

一、从“纸荒”到“纸旺”：马兰草上的科技突围
 

严峻的封锁与困境

1939年的延安，正面临着一场“无声的战争”。随着边区机关、学校、部队规模的扩大，印刷报刊、文件教材所需的纸张缺口日益严重。当时边区印刷纸主要依赖废麻线，产量低、质量差，“印报缺纸”“办学无纸”成为制约宣传与教育的硬瓶颈。更严峻的是，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切断了外部供给，连最基本的印刷用纸都成了“战略物资”。

据统计，1940年前后，陕甘宁边区每月纸张需求量达到50万张以上，而实际供应量不足10万张。这种供需失衡严重影响了党的政策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许多重要文件不得不使用树皮、桦树皮甚至墙壁来代替纸张书写，严重制约了信息的传播和工作的开展。美国记者海伦·斯诺于1937年春夏之际到延安采访时惊叹：“哪怕一张最普通的纸都是最奢侈的东西。”在纸张最困难时，有些单位用桦树皮记笔记、出墙报，甚至连医生开处方也用桦树皮。

华寿俊夫妇的临危受命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寿俊、王士珍夫妇临危受命，开启了“造纸突围战”。华寿俊曾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杭州之江大学化学系，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1938年到延安抗军政大学学习，随后留校任职训练部编译科。1939年9月，他调任新成立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始为延安的工业生产深入调查研究。

他们从延安抗大调至自然科学研究院，一头扎进振华纸厂的试验车间。用一匹骡子驮着供试验用的两只50加仑金属空汽油桶，华寿俊等同志便扎根到了当时唯一的纸厂——振华造纸厂。最初的尝试并不顺利，废麻线头纤维不匀，麻秆、麦秆易腐易破，麻皮树皮加工复杂……面对重重困难，华寿俊团队展现出惊人的创新精神。

马兰草的发现与突破

正当一筹莫展时，陕北的“扯倒驴”马兰草进入了视野。这种被农民称为“牲畜不敢吃、踩不死”的野草，纤维坚韧、生长旺盛，“年年割、年年长”，简直是天然的造纸原料库。华寿俊在开荒生产劳动时，锄头时常会被马兰草密布的根须所困扰，比遇到荆棘还要费力。这种植物丰富而发达的根须，是纤维工业生产的好原料。

从1939年到1940年，华寿俊团队在侯家沟、裴庄等地反复试验：用汽油桶改造成蒸煮锅，以碱法分解纤维，调整打浆度……通过增加打浆和洗涤次数，用钢丝帘代替竹帘捞纸，用土碱代替烧碱漂白，用火墙烘干代替自然晾干等工艺，经过上百次失败，终于在1940年成功研制出以马兰草为原料的印刷纸。1940年12月8日《新中华报》报道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成果：“青年化学家的尝试成功了，边区满山遍野的马兰草，却变成丰富的造纸原料，现在已用了十万斤马兰草造成二十万张纸印成各种书报刊物，边区的新闻事业，获得极大的帮助。”

规模化生产与推广

成功研制后，马兰纸很快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据统计，仅1940年，振华纸厂就用10万斤马兰草生产了20万张纸，彻底扭转了边区无纸可用的困境。到1942年，振华造纸厂工人人数达150人。从最初的1个捞纸槽扩建到30个木制大纸浆池，每个池的容量比原有的大了一倍多，不仅保证了《解放日报》印刷的需要，还为整风文件以及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提供了充足的纸张。

马兰纸的成功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边区政府发动群众大量采集马兰草，既解决了原料供应问题，又增加了农民收入。边区政府公布通令，群众收割马兰草供给当地纸厂，可以代公粮。一时马兰草“贵”。素来被老百姓视为废物的草，竟然可以卖钱！他们奔走相告，为纸厂割草。到1944年年底，根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的调查数据显示，“陕甘宁边区的公私营造纸业，共有职工596人，池子191个，年产纸15308令，较1943年增产7169令（增87%），据估计边区军民共需纸2万令，按以上数目自给已达四分之三”。

荣誉与影响

马兰纸的成功，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一场“精神战役”。1940年，华寿俊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劳动英雄”的称号，并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接见与表彰。朱德是在总司令里单独接见华寿俊的。朱总司令给康克清介绍华寿俊时非常高兴地说：“这是我们的发明家。”1944年5月，在延安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华寿俊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毛泽东亲自为华寿俊颁奖，还送华寿俊一件羊皮大衣，以资鼓励。朱德总司令视察时题诗“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作家萧军则说：“在延安生活的人都忘不了马兰纸！杂志是马兰纸印的，《解放日报》也是马兰纸印的。开淡紫色花朵的马兰花，生长在陕北的山沟里。在当时困难的环境下，延安的工人用它制成了纸张。这种纸，一面光滑，一面粗糙。纸的质量虽然很差，发黑暗，又怕水，但它却为革命出了力！”

二、从“三位一体”到“军民融合”：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创新密码

自然科学院的创立与发展

马兰纸的奇迹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是一套系统的科技创新体系——延安自然科学院的“三位一体”教育实践。1940年诞生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是北京理工大学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1939年，为“促进边区工业生产进步和保证国防、经济建设成功”，党中央创办自然科学院；1940年徐特立接任院长后，提出“教育、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办学理念。

徐特立院长深刻指出：“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经济建设机关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这一理念成为中国早期军民融合思想的生动实践，为后来的科技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近年来，延安市与北京理工大学对旧址开展了修缮和展馆建设，于抗战胜利80周年和北京理工建校85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

教学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在徐特立的引领下，自然科学院的教学与边区需求深度绑定。课程设置围绕“军民两用”展开，机械系学生参与制造酒精、弹药，化工系生提炼染料、研制炸药，生物系专家考察森林、规划南泥湾开发。

学院创新性地将实习工厂建在油灯厂，改造为肥皂厂、玻璃厂，让学生在“熔炉”中学习技术、创造价值。这种“课堂即车间、论文即产品”的模式，培养出一批既懂理论又能实战的军民两用人才。他们既能翻译马列著作，也能操作蒸汽机；既会设计造纸工艺，也能改良制盐技术。当时大批进步人士奔赴延安，一批国内和“海归”的一流科学人才汇聚在自然科学院，同时学院也成为培养科技专家的摇篮。

丰硕的科研成果

自然科学院的成果清单，堪称“战时科技的百科全书”。除了马兰纸，还有多项重大创新：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带领专家结合地质调查并改进制盐技术，把边区盐产量提高到五六倍，不仅解决军民食盐问题，还使之成为边区一项支柱产业和财政来源。生物系师生野外考察发现南泥湾，经科学论证为适合屯兵农垦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为开发陕北“好江南”奠定基础。另一项重要发明是“马兰草纸”，缓解纸张短缺，使得根据于地的报刊、书籍和钞票得以印刷发行，保障了文化和财政运转。

当时边区缺乏钟表，政府工作、农业生产和前线作战均受影响。数学专家研究制定了延安的日晷标准，使人们能精准定时，促进了边区的“时间统一”。他们还积极用科技服务军工生产，研制出符合要求的钢材，并制造了炸药等化工产品。在无线通讯、医学、气象、化学等领域也都有科技工作者参与。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自然科学院建立了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首先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既要学习科学理论，又要参与实际生产。其次强调学科交叉，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师生合作攻关。最后坚持需求导向，所有科研项目都围绕抗战和民生需求展开。

这种培养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自然科学院培养的大批科技人才，后来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一大批师生后来成为新中国科学和工业方面的领军人物，核潜艇事业奠基人彭士禄便是之一。自然科学院也为新中国一批重要理工院校的诞生奠定基础。

军民融合的早期实践

自然科学院的发展历程，是军民融合思想的早期实践。一方面，军事需求带动科技创新，如弹药制造、无线通讯等技术突破；另一方面，民用技术转化用于军事领域，如马兰纸用于印制军事文件，制盐技术保障部队供给。

延安科技发展获得国内外广泛支持，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等组织为自然科学院提供资金和设备，边区政府与美国也开展了气象、通讯、航空等技术合作。这种军民融合的模式，不仅解决了当时的实际困难，也为后来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正如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满所：“自然科学院的建设发展，标志着党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实践。”

三、从“黄土地”到“新征程”：延安科技创新的时代启示

历史经验的当代价值

延安时期的科技创新，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生存智慧，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观的早期实践。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科技创新，从来不是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而是扎根于现实需求、服务于国计民生的“精准突破”。

这种创新理念具有深远的当代价值。首先，它强调需求导向，科技创新必须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需求；其次，它注重实效，追求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最后，它体现系统思维，构建了教育、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创新体系。2024年2月，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并发出通知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陕西的创新传承与发展

今天的陕西，已成为国家创新型省份，西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西咸新区“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西北工业大学硬科技创新机制等载体，正延续着延安时期的创新基因。

在航天领域，航天六院研制出世界领先的液体火箭发动机，为中国航天事业提供强大动力；在光电领域，西安光机所的超快激光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装备制造领域，秦川机床的高端装备打破国外垄断；在新能源领域，隆基绿能的光伏产业引领全球发展。

这些成就的背后，是新时代的陕西科技工作者对“马兰纸精神”的传承——不畏艰难、敢为人先，将论文写在三秦大地上，把成果用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延安精神的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的科技创新实践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第一，坚持自力更生与开放创新的统一。既要保持自主创新的骨气，又要善于学习借鉴先进技术。第二，注重人才培养与使用的结合，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更要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第三，推动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既要鼓励技术创新，也要创新体制机制，释放创新活力。第四，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打破军民界限，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面向未来的创新之路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继续发扬延安精神，走好新时代的创新之路。首先要加强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基础；其次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最后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让创新真正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具体到陕西，要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创新联合体；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

永恒的真理与光明的前路

回望延安时期的科技创新，那些在窑洞里点亮的油灯、在山沟里试种的马兰草、在车间里调试的机器，早已化作历史的星光。但它们照亮的，是一条永恒的真理：科技的力量，在于服务人民；创新的价值，在于推动进步。

这束来自延安的光，将继续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在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延安精神，坚持自主创新，勇于攻坚克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科技力量。让我们以延安时期的科技工作者为榜样，在新的新时代条件下书写更加辉煌的创新篇章！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