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诚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吴起镇，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西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作为长征胜利的落脚点载入史册。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指出的：“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长征落脚吴起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落脚吴起标志着“革命形势已到拂晓”

长征路上，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和北上抗日方针，曾多次变更落脚点。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甘肃省迭部县（今高吉村）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打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在中苏边界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将来再向东发展。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将来是在陕、甘地区。俄界会议决定，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张国焘与党中央争论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为教育和争取张国焘，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

俄界会议之后，为打通进入甘南的通道，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进入甘肃省宕昌县的药材集散地哈达铺，从当地的邮政代办所里找到了一些国统区出版的报纸，了解到陕甘边界地区有一片苏区和红军。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必须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但须先到陕北立足，因为那里有刘志丹率领的红军。现在距离陕北不过三四百公里。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到陕北去保卫和扩大苏区。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广大指战员顿感亲切和激动。萧劲光回忆说：“透过苍茫的暮色，我们在镇上看到了久日不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看到了‘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不禁心头一热，不少同志都流下了热泪。”落脚吴起具有重要意义，宣告了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破产，标志着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胜利结束，“革命形势已到拂晓”。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指出，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三省为发展的主要区域。10月25日，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作报告时进一步指出：“（一）胜利地到达目的地，一年来的奋斗能得如此成绩，并获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各项条件，是由于党的领导正确。（二）目前革命形势已到拂晓。（三）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

落脚吴起起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精华

胜利落脚吴起，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节点，保存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精华和火种，奠定了后续发展基础。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证明了共产党人和革命意志的坚不可摧。当陕甘支队进入吴起镇时，“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但困难是暂时的，黎明就在前方。毛泽东指出：经过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

落脚吴起前后，中国共产党整合原各革命根据地干部、电台、兵工、医疗等核心资源，实现红军队伍三次大会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和革命胜利奠定了军事基础。第一次是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第二次是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的整合，第三次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在全民族抗战即将爆发的前夕，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展革命新局面的重大意义难以估量。红军三大主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革命力量的最终整合，壮大了革命武装，在西北形成了新的战略支点。这一会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为便于统一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7日决定重组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

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到西安亲自督率十余师向红军进攻。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决定中止执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蒋介石急于消灭红军，命令国民党军猛追穷追。根据国民党军孤军冒进的实际，中共中央决定在甘肃环县的山城堡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1936年11月16日，红军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结，准备打击国民党军第一军。11月17日，红四、三十一军在宁夏萌城以西地区设伏，一举击溃国民党军第一中路1个旅，毙伤其团长以下600余人。11月21日，红军向进入山城堡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师发起总攻。至次日9时结束战斗，红军占领山城堡，歼第七十八师一个多旅，给蒋军嫡系以重大打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全线后撤并停止追击，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稳定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局势，对巩固和发展与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实现逼蒋抗日和国内和平，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9人致信蒋介石，号召“化敌为友，共同抗日”，有礼有力有节地指出蒋氏“孤行己意”下令“围剿”红军的内战错误，明言山城堡战役蒋介石嫡系劲旅战败不在于“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山城堡战役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对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落脚吴起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后可向东。”《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935年11月13日）进一步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地区的会合，“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

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入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阶段——中共西北中央局、西北办事处和西北军委的成立。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等问题，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撤销西北军委（1935年2月成立），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会议确定：大的战略问题，西北军委向中共中央军委全权决定。战斗指挥问题，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发出布告，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以博古为主席，林伯渠、邓发、王观澜、崔田民、徐特立、蔡树藩、李振询分别任财政、粮食、土地、国民经济、教育、司法内务、劳动等部部长，罗梓铭为工农检查局局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安定县瓦窑堡和甘泉县下寺湾分别成立中共陕北省委、陕甘省委（甘泉县下寺湾以北为陕北省，以南为陕甘省），隶属于中共西北中央局。

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与策略方针的历史性转变。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华步伐，蓄意制造华北事变。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将事变利益凌驾于民族利益至上，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政府先后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达成“何梅协定”等。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为推进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必须对高涨的抗日救亡热潮作出积极回应，使一切爱国阶层和爱国群众了解党的主张和政策的新变化。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迅速在海内外得到广泛传播，产生巨大影响。1935年底至1936年春，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地，乃至偏远如海南岛都能看到这个宣言。同时，它还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的华侨中广泛传播开来。

倡导和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国内土地革命战争的残酷实践，已使中共中央认识到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这一基本认识，则因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和《八一宣言》的传达，并通过瓦窑堡会议，升华为全党共识，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政治路线的重大转变。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堡会议，根据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新变化，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问题。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过程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表明中共中央初步克服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影响，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贯彻共产国际决议，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与时俱进地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时掌握政治主动权。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设工作，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物和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宣传抗日主张，开展争取抗日同盟者的政治活动。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当局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为此蒋介石方面利用抗日旗帜，以极其苛刻的条件寻求与共产党谈判（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与中共接触），以达到“溶共”目的。为适应这些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的统战政策也在不断调适。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公开发表《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实现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向逼蒋抗日的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促进与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走上联共抗日，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实际已停止了敌对状态，实现了西北大联合——这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共关系与统一战线问题，决定公开发表宣言，专门致信蒋介石。随后，毛泽东给章乃器等（暨各界救国联合会，8月10日）、杨虎城（8月13日）、宋子文（8月14日）、傅作义（8月14日、10月25日）、宋庆龄（9月18日）、蔡元培（9月22日），朱德给董振源等（8月17日），周恩来给陈果夫和陈立夫（9月1日、9月22日）、蒋介石（9月22日）、胡宗南（9月23日）、陈诚（10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来给张学良（10月15日）分别致信表达和传播中共的抗战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发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基本结束国共十年内战局面，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不可抗拒之势。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肤施县城）。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中心，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进步人士向往和闻名世界的民主革命圣地。在全民族抗战爆发的背景下，国共两党最终达成合作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与蒋介石谈话的公开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作者系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