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建新
1935 年 10 月 16 日、17 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政委毛泽东、司令员彭德怀分别率第一纵队和第二、第三纵队经甘肃庆阳环县、华池县进入定边县张崾崄镇，入住木瓜城村和铁角城村，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入陕的第一站。10月 19 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苏区保安（今志丹）县吴起镇，标志着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中央红军 1934 年 10 月 10日率红一方面军离开江西瑞金时约有 8.6 万人，经历了血染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无数次艰难险阻，到1935 年 9 月只剩 7000 余人，在甘肃省哈达铺会议上决定将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信息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到陕北去 ”的战略方向，随后在榜罗镇会议上正式决定进驻陕北，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找到了最终落脚点。
一、红军北上抗日——看到胜利的朝霞
“北上抗日”是自“九 · 一八”事变后我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一贯坚持的基本方针，是我党在长征前夕和长征途中的重要政治主张和政治方向。如果说 1933年 5 月 28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表的《告闽粤白军士兵书》是我党最早提出“ 北上抗日 ”的政治战略口号，那么1934 年 7 月 1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则是我党正式确立的政治军事方针，标志着北上抗日从口号变为实际行动；如果说 1934 年 7 月 7 日我党从中央苏区派红七军团为“ 北上抗日先遣队 ”和 1934 年 11 月 16 日派红二十五军为“ 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是为了吸引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配合策应苏区中央局和中央红军进行“ 战略转移 ”，那么 1935 年 6 月 15 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联名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则是我党在长征后程公开确立北上抗日的战略行动。在北上抗日的道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坚定北上抗日方向，在红 25 军的策应与向导下，日夜兼程，向陕北苏区进发。
北上抗日是我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亿万民众的强烈呼唤，是中国革命局势发展重心由中央苏区向陕北苏区战略转移的历史性选择，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才是真正抗日的人民子弟兵，是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是推动全民族抗日运动发展的中坚力量，展现了我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担当。1935 年 10 月初，中央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毛泽东以极具乐观与浪漫的情调写下了脍炙人口 的《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寥寥数语，追念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途跋涉的伟大壮举，表达了共产党人“ 天高任鸟飞 ”的广阔胸怀和“ 不到长城非好汉 ”即红军北上抗日的坚定意志；“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描述中央红军在到达陕北苏区前翻越最后一座高山时的美好憧憬，如果说 1925 年 12 月的 《沁园春 · 长沙》中“ 问 苍 茫 大 地 ， 谁 主沉浮 ？ ”即 在 军 阀 混 战 的 中 国，到底应该由谁来决定国家兴衰的命运还找不到理想答案，那么，十年后的今天，从六盘山上远眺，对这个长期迷惑的问题，有了初步的回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这根“ 长缨 ”，终将要捆绑住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这条“ 苍龙 ”，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已经确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已经看到了东方泛起的胜利朝霞，对胜利充满了希望。
二、扎根陕北苏区——迎来胜利的曙光
中央红军陕甘支队来到吴起镇，战士们尽管经过一路的风餐露宿，行军作战，衣衫褴褛，但骨子里透露出无比的坚毅与顽强，他们从这些黄土高原窑洞里居住的朴实无华的普通百姓中，感受到了格外的亲切与温暖，感觉就像回到了新的家。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后，在青石嘴附近设伏击败了国民党东北军骑兵师两个运输连队，缴获了百余匹战马和大量物资，组织了第一支骑兵部队。在进入陕北苏区途中，一如既往地遵循从中央苏区时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沿途群众看到这支队伍虽然着装破旧，却纪律严明，感觉到这才是老百姓的队伍。到了吴起后，老百姓听说是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来到陕北苏区后，个个露出了敬佩与赞叹的眼神。
中央红军进入吴起时，国民党宁夏马家军和东北军四个骑兵团尾追而至，毛泽东不顾连续行军的疲惫，立即组织了著名的“ 切尾巴 ”战役，陕甘支队一、二纵队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诱敌深入，打了一个成功的伏击战，歼敌一个骑兵团，击溃三个骑兵团，毙伤俘敌两千多人，缴获战马一千多匹及大量枪支弹药，创造了步兵追骑兵奇迹，为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献礼，实现了中央红军立足陕北的战略意图。
在吴起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从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闻讯前来吴起迎接中央红军的陕甘边特委领导成员龚逢春的汇报中，获知陕北红军发展情况及陕甘晋省委和西北保卫局在陕北苏区搞肃反，刘志丹、高岗等红 26 军领导被关押的情况，意识到肃反的严重性和解决肃反问题的紧迫性。1935 年 11 月 3 日，中 央红军与红15 军团在甘泉县象鼻子湾胜利会师后，撤销陕甘支队建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兵力得到充实。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关于肃反问题汇报后，当即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等携带电台直奔陕甘晋省委和陕北苏维埃政府驻地瓦窑堡传达中央指示 ：“ 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由张闻天负责，组成王首道、董必武等审理肃反问题的五人领导小组，深入调查，慎重审理，化解了肃反危机，进一步加强了陕北苏区红军的团结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凝聚力，受到了陕北军民的高度赞扬。
1935 年 11 月 22 日，国 民 党东北军牛元峰第 109 师误判红军主力未到，冒然进犯陕北苏区，红一军团与十五军团经过缜密研究，将其引诱至富县直罗镇，激战三天，击毙师长牛元峰及其以下 1000 余人，俘敌 5300 多人，缴获枪支 3500 多支，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 围剿 ”。毛泽东评价此役“ 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置于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短短的一个月
多月，先后打了“ 切尾巴 ”和“ 直罗镇 ”两个漂亮的胜仗，纠正了在陕北苏区的严重“ 肃反 ”问题，赢得了陕北民众和陕北红军的坚决拥护，在新的苏区站稳了脚跟。特别是直罗镇战役结束后，红军对被俘的东北军士兵进行了前线教育，宣讲共同抗日思想，与先前红15军团在榆林桥、劳山等战役中俘获的部分东北军官兵予以释放，为红军与东北军以后一致联合抗日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此，在陕北这块土地上，初步摆脱困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以更高的战略格局，谋划中国革命的未来。
1935 年 11 月下旬，张浩与赵玉珍受共产国际委派从外蒙入境，历时三个多月，途径银川来到定边，经当地党组织联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邓发前去接应，一路艰辛到达党中央驻地瓦窑堡。他带回了共产国际在 1935年 7、8 月间召开的第七次大会号召各共产党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带回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集体讨论、王明亲自执笔起草的《八一宣言》和大大功率电台联系密码。张浩的到来，为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起到了关键作用。瓦窑堡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想解决而来不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走上了一条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以致最后联蒋抗日的正确道路。
三、奔赴抗日战区——开创光明未来
瓦 窑 堡 会 议 上，我 党 针 对1935 年日本一系列得寸进尺的侵占华北事件，决定率红一方面军高举“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大旗，于 1936 年 2 月渡河东征，意在打开抗日通道，奔赴抗日战区与日军直接交战，以实际行动表明红军抗日的决心。然而红军东征抗日遭到国民党阎锡晋绥军阻拦。东征红军分左中右三路深入晋西南腹地，前后历时75 天，转战 53 县，共歼灭国民党晋绥军约 7 个团，俘 4000 余人，扩红 8000 余人，壮大了红一方面军的力量， 迫使“ 进剿 ”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并在十余个县建立了工农政权，组建了地方游击队 30 余支，巩固了陕甘边区，扩大了我党和工农红军的政治影响，以实际行动表明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瓦解了国民党中央军与晋绥军的关系，开启了与晋绥军联合抗日的合作，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迅速发展，激发了华北乃至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潮，为红军后续出师华北抗日奠定了坚强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东征渡河前，毛泽东在秦晋黄河峡谷西岸清涧县高家坬察看地形，一览大雪后秦晋高原，在清涧县袁家沟村写下了气吞山河、名垂千古的壮丽诗篇——《沁园春·雪》。如果说六盘山上对“ 长缨缚住苍龙 ”已经感到心中有数，那么面对秦晋高原的壮丽景观，毛泽东根据今非昔比的政治局势，纵观古今，敞开心扉，抒发了“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的雄厚底气，引领当今中国前进方向的，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人民大众！
毛泽东对东征胜利作了高度的评价 ：“ 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 ”。东征的胜利，让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国民党至今仍奉行“ 攘外必先安内 ”的卖国求荣政策，阻止红军奔赴抗日战区，这注定了 1936 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注定了是国共两党的政治天平将向中国共产党急剧倾斜的一年。
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蒋介石仍坚持“ 剿共 ”政策，调集16 个师另 3 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 进剿 ”。因此，1936 年 5 月 18 日，红一方面军组成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西方野战军，出师西征，打击陕甘苏区西边的宁夏军阀。西征部队先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十五军团等部为右路，后又以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为中路，于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相继出发。至 7月底，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多月，对马鸿逵、马鸿斌等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攻占甘肃东部和陕西西北部及宁夏东南一带，俘敌 2000 余人，缴获枪 2000 余支、战马 500 余匹，开辟了纵横 200 多公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了陕甘边根据地，为随后策应红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党中央一边率领红一方面军扩大陕北根据地，一边利用经教育释放的东北军俘虏，特别是利用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与东北军从军长到张学良副总司令展开了一系列联合抗日秘密接触，从下级、中级到高级，直至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的双方高层直接会面，达成了联合抗日的秘密协定，为逼蒋抗日，发动“ 西安事变 ”奠定了坚定的政治军事基础。
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和张浩代表共产国际对张国焘一封封肯定中央红军正确政治路线的电报，加上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导致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军事上的逐步被动，特别是百丈关战役严重受挫，不得不放弃“ 第二中央 ”开
始北上，先后与红二方面、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于 1936 年 10月回到陕北苏区，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标志着历经两年时间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最伟大、最悲壮的征战奇迹。
1936 年 12 月 12 日，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 ”爆发，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大局出发，促成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我党的努力下，迫使蒋介石接受“ 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等六项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进行全国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中国由国内战争走向全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1937 年元月 13 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保安县炮楼山下形态各异古老神奇的石洞，进驻陕北都市延安城。从此，延安成了全国爱国热血青年和抗日志士向往的革命圣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将长征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与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与新编第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建立与人民群众具有深厚根基和血肉关系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的持久战争与人民战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正确地引导了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而且在军事上通过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建立牢固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灵活多变的运动战、游击战、地道战，陷敌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开辟了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亿万民众这一强大无比的政治后盾，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辉煌战绩，继而在解放战争中，战胜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根据地十三年，在党内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的深入学习教育，在与国民党联合斗争的同时，在党内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思想斗争，清算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思想，结束了王明的“ 左 ”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开展了整风运动，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孕育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大历史时期，从胜利走向胜利，使延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
（作者系榆林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