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南洋著名华侨爱国领袖。

1940年初，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慰劳视察团成员先行出发回国，陈嘉庚本人及随行四人则于同年3月25日乘飞机到达重庆。

因为陈嘉庚对华侨界有巨大号召力，领导华侨筹赈作出过很大成绩，所以蒋介石政府动员了党、政、军200多个单位几千人在政府大员和蒋介石私人代表的带领下到机场欢迎陈嘉庚。

蒋介石为了博取陈嘉庚的欢心，在重庆一地即准备用8万元经费进行接待，包括举行一系列大小宴会。不料，陈对这样的奢侈应酬极为反感，他认为在军民艰苦抗战之时，不该如此铺张浪费，而且还会引起各地连锁反应，竞相挥霍。因此，他特地在重庆各报刊登一则启事：“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敬请政府及社会见谅”。即使这样，陈嘉庚在重庆60多天，还是每日皆被请去赴宴，有时一天还不止一次。

最令陈嘉庚不满的是蒋介石政府要员的贪污营私。接待他的嘉陵新村的富丽堂皇的大官私邸，使他极为惊讶；当他听到那座雄伟新颖的嘉陵宾馆竟是孔祥熙私人所开时，使他为之愕然。他想，孔祥熙长期担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兼财政部长又兼中央银行总裁，竟公然私营企业，搜刮民脂，而监察院却不管不问，可见国民党大官贪污腐化确非虚传。

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也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欢迎和重视。当时战斗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刚好回延安了。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以及邓颖超等一行人曾特地去拜访陈嘉庚，并赠送给他三件陕北出产的羊皮衣。陈嘉庚也对他们表示了关心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

当时，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还并没有多少正面了解。在此之前，他所听到的都是共产党如何“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状如土匪”等诬蔑性的语言，到重庆后又闻“中共破坏团结”“不服从中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专事摩擦”等恶意攻击的话。为此，陈嘉庚心中甚是不安。一次，陈嘉庚出席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欢迎茶会，陈在致词中坦诚希望国共两党以抗日救亡为前途，竭力避免内战，合作抗战到底，以免海外侨胞痛心失望。在茶会中陈问起他如果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应该从什么地方去，需要多少天，路上交通如何。叶剑英告诉他，到了西安可以去找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至时会有妥善安排。不久，毛泽东就从延安打来一封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

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给了蒋介石很大震动。蒋明知无由阻止，只得力图施加影响，防止他倾向中共。于是蒋介石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信弃义”，一连说了中共许多坏话，意思是叫陈嘉庚不要去延安。但是陈回答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见陈嘉庚坚持要去延安，只好说：“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陈心中不快，认为蒋介石简直是在拿他当三岁孩童看。而蒋又想，陈嘉庚是个特别有名的资本家，大概不会轻易同情共产党那一套的，如果陈不相信共产党的话而能为国民党所利用，倒是一个很好的反共工具。

陈嘉庚一行于5月25日下午抵达古城西安。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派出大小汽车各一辆，送陈嘉庚一行直赴延安，还派来主管招待工作的蒋处长陪同。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另派寿家骏科长送陈嘉庚赴延安，并要陈嘉庚与他同车，意在监视陈嘉庚的行动。

当车队经过洛川的时候，有一些所谓“民众”往陈嘉庚车上递了不少诬蔑共产党的“控诉书”，言词空洞无实，内容大同小异。这种伪造的“民意”骗不了陈嘉庚。他把“控诉书”拿给寿科长看，然后撕碎丢弃在路边。

5月31日傍晚，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时，延安各界5000多人，齐集南门外热情迎接。陈嘉庚走下汽车，不时向欢迎群众鞠躬、挥手致意。晚宿边区政府交际处窑洞客房。

6月1日上午，朱德偕夫人康克清陪同陈嘉庚参观延安女子大学。像普通士兵一样平易近人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陈嘉庚在朱德陪同下前往杨家岭会见毛泽东，远远就望见毛泽东在窑洞门口迎候。二人相见，热烈握手，互致问候。进了窑洞，只见墙上挂一幅地图，陈设简单，仅十几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个旧式乡村民用木桌而已。

叙谈中，陈嘉庚表示对中共进行摩擦斗争不理解，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应多作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对此，毛泽东作了耐心的、坦诚的解释：因为国民党中央的顽固派企图限制、消灭我们，他们总想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本。所以，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以适当还击，这样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民主党派、团体的地位，不敢同敌人妥协和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还会受到打击和摧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将破裂，全国内战亦将再起，抗战前途定被葬送。毛泽东诚挚表示：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蒋委员长为全国抗战的领袖，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赞同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总之，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陈嘉庚对毛泽东所谈，当时未能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他为毛泽东的诚恳言词所感动。毛泽东于窑洞门外院内露天设晚宴一席，取一旧圆桌面放在方桌之上，因桌面陈旧不光洁，遂用四张白纸遮盖以当桌巾。毛泽东仅以白菜、咸饭相待，外配一味鸡汤。毛泽东抱歉地解释道：“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陪客的仅有朱德和从苏联归国的陈绍禹。

陈嘉庚在延安八天。这期间，毛泽东到他下榻的窑洞拜访过几次，或同午饭或共晚餐，谈话间，陈嘉庚再提两党摩擦事，恳望“贵主席以民族国家为前提，降心迁就，凡有政治上不快事件，待抗战胜利后解决，此乃内部兄弟自生意见，稍迟无妨。”毛泽东当即应承，表示完全理解，并说中共完全没有恶意，所有摩擦生端，皆由对方下级人员造作，而中央多为误信。望先生谒见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并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代向侨胞报告，陈慨然应允。

陈嘉庚还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欢迎会，也应邀出席讲演会。陈嘉庚发现中共领导人对他的接待和国民党当局有很大不同。同是欢迎，中共领导人朴素而诚恳，而国民党当局却是奢侈而虚伪。陈嘉庚与毛泽东多次会见，其间发生的一些小事，颇引起他的注意和惊奇。如：一次在和毛泽东谈话中，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来到，不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还有一次，毛泽东在办公室与陈嘉庚谈论南洋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参加，顷刻间席位告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挤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还有一次，毛泽东陪同陈嘉庚逛延安新市场。毛泽东的穿着并不比当地赶集的农民好多少，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跟他打招呼，有的人还停下来和他聊几句，大到对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家里的红白喜事，人们语无顾忌，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

朱德除陪同陈嘉庚参观了一些地方，还向他介绍了八路军抗敌的功绩，以及国民党对八路军种种歧视的事实，如经费发放不足，弹药不如期按约发放；违背诺言，不公开宣布承认已实行三民主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陈嘉庚听后默然不语，沉思良久。

陈嘉庚是个很细心的人，他怕有关负责人所谈非实，特意单独一人与许多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男女学生，以及从他所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投奔延安来的学生多次畅开交谈，就心中所疑详细询问，以证实所见所闻。这些侨生也能够敞开思想，无拘无束地反映延安的真实情况。所闻、所见、所谈都是一样，这样陈嘉庚的心才踏实了。

通过实地考察，陈嘉庚对延安最好的印象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民党统治区捐税多如牛毛。第二，领导人廉洁，他们的薪金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一律称津贴。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丰厚薪俸，以及贪污舞弊、中饱私囊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三，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第四是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等级森严。第五是治安好。第六是男女关系严肃。第七是朴素成风。

此外还提倡开荒，鼓励人民生产，并且在陕甘宁边区实行县长民选，等等。

6月7日晚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送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出席。朱德致欢送词，陈嘉庚登台讲话，说他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了中共方面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和诚恳态度；真正感受到了延安党政军民所激发的艰苦奋斗精神并由此形成的良好社会风气。因此，他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的信心。

陈嘉庚这一次访问延安，发现了在黑暗的中国还有一个光明的地方，看出中国已经出了救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点，他在《南侨回忆录》的序言中写道：“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延安之行，成为陈嘉庚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折点。

7月17日，陈嘉庚一行返抵重庆。两个月前，陈离开重庆时，还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感到无限忧虑。而今他再次回到重庆，则心情愉快，精神焕发。他满怀信心地对同行者说：“中国有了救星，胜利有了保障，大家要更加努力！”同行者心照不宣，知道陈所说的救星是指中国共产党。当时重庆有个国民外交协会，主席是陈铭枢，邀请陈嘉庚去讲演，讲题是《西北之观感》。陈嘉庚欣然接受了邀请，他认为藏在心里的许多重要的话已经到了公开的时候了。

讲演会听者颇众，一个会堂挤得满满的，其中有社会各界人士，还包括新闻记者。陈嘉庚说他在延安八九天，所见所闻与原来所听说的大相径庭。接着，他举出他在延安所看到的许多生动的事实，证明延安并没有实行共产共妻制度，而社会风气及治安秩序无论哪方面都有一派新气象。他一再声明，这些都是据实而言，并无虚假浮夸。

陈嘉庚这篇演讲词，在重庆轰动一时，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颗重型炮弹。国民党官员纷纷指责陈嘉庚以华侨领袖的地位发表这样的演讲，“未免为共产党涂脂抹粉，火上添油”。陈嘉庚说：“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你们说我替共产党说话，那么贵党也应该实行良好的政治，同共产党竞争，这样就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又说：“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陈嘉庚于1940年7月底由重庆乘飞机赴昆明，然后经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浙江到他的家乡福建。当他离开重庆时，朱家骅代表蒋介石去送行，并说蒋介石要派王泉笙陪陈嘉庚到西南各省视察。陈嘉庚在昆明写了一封航空信给蒋介石，信里直言不讳地指出蒋派王泉笙去陪他视察，无非是要监视他，怕他沿途说中共的好话。并且警告蒋介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所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由于陈嘉庚戳穿蒋介石派王泉笙陪行的阴谋，蒋介石只好就此作罢。

陈嘉庚在福建50多天，视察更加深入。他亲眼看到福建国民党官僚假借战时统制经济的名义，垄断粮食、交通等业，残酷地剥削人民，米价昂贵，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抓壮丁的惨剧也使老百姓谈“丁”色变。陈嘉庚在仙游县枫亭，就亲眼看见武装士兵押着100多名壮丁，每七八人或十多人为一队，都用麻绳绑缚成串，以防他们逃走。他还亲眼看到官吏恶政行为和贪污舞弊，如同安县长借口要欢迎陈嘉庚，勒派商民缴纳“招待费”3000元，又向各区、乡勒派，共搜刮2万余元。同时他还听到，福建田赋一时竟增加了好几倍。他认为，种种弊端之根源，皆在省府主席的陈仪身上，他也自忖要求蒋介石改革福建弊政未必有效，但他不忍看见家乡人民的惨遇，所以一连几次致电蒋介石，蒋却久久不予答复。及至陈嘉庚回新加坡途经云南芒市时，才接到蒋介石一封复电：“来电悉。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陈嘉庚对蒋介石这一复电的评语是：“护恶讳疾”。自此，他对蒋介石便彻底失望，不再抱任何幻想了。与此相反，对毛泽东、对中共则更增好感。

12月15日，陈嘉庚回南洋路过缅甸仰光，在当地华侨欢迎会上他大声疾呼：“中国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回到南洋后，即向侨胞如实报告他在国内视察的见闻与观感。12月24日，他在槟榔屿对前来迎见他的人兴奋地说：“中国有希望了——中国有了‘真命天子’！”而他指出的“真命天子”就是毛泽东！12月31日，他回到新加坡，又对儿子欣慰地说：“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中记述的延安行

起程往延安

西安街道颇阔，有五六十尺，两边兼有步行小路，人力车甚整洁，闻系因各车主竞争。有人言妓女甚多，全市妇女七万余人，不务正业者至一万左右人，未悉是否事实。余往七贤庄，访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访往延安汽车事。外处长蒋君言，他本拟来余寓告知，因鉴于前日往访慰劳团，致慰团被移寓所，恐再误故中止。余答无妨，我可自由打算，并托电告延安朱君，前日慰团失约，余甚抱歉对不住朱君盛意，系出于重庆派遣同来者作弊，与省主席等无干，希谅解为荷。盖余自闻该事发生，颇不安心，念慰劳团到祖国，未作何项实益，反增加两党恶感，故托蒋君代为辩白也。蒋君约定卅日早，备大小汽车各一辆，小车为余等坐，大车载护兵及汽油。是早临行时，寿科长坐一辆较新大汽车来，云主席派他用此车送余到延安。余乃辞蒋处长小汽车免往，而蒋君云他亦要加备一架车，路中较妥，故三辆车同行。午间到三原县，近郊有许多人在城外迎接，余甚不安，告寿科长切电止他县，勿复如此麻烦。寿君云此乃主席命令，渠无权阻止。在三原县午饭，设备颇丰，其壁上贴有印刷物多张，有一条云“禁用香烟请客”，余与县长甚表同情。回国两月行许多处，今日始见实行节约。此县为于院长故乡，文化颇发达，有中小校百余校。筵间有一位山西阎将军处长某君，余即问要往山西慰劳阎锡山将军，能否达到。答车路通至宜川县，再陆行二天，如要往可预告备马轿来宜川相候。余言决往，希代转达。午饭后，立再西行，近晚到宜君县，在城外亦有许多人迎接，寓招待所。因蒋处长大小车未到，往城外散步，觉颇寒冷，与西安不同。蒋君等车至晚始到，余车行较快，相差几两小时。于是约他明早大小车先行，到洛川县午饭可也。

中部县祭黄陵

余自到西安后，拟到中部县谒祭黄陵，故托宜君县长电知中部县长，预备祭陵仪式，并雇照像馆拍影。五月卅一日早由宜君起程，上午八点钟到中部县界，远见山坡上树林茂盛，异于其他诸山。车夫云该处便是黄帝陵。县长等已在城外山下等侯。由是绕坡上进，中间经过大祠堂前，再行两三里到黄陵。该陵原称桥陵亦系土堆，略作圆形，面积不过二千方尺，高约二十尺，陵前建一亭约二丈方，高一丈余，标“轩辕桥陵”，无石刻物等项。县内学生及县长等百余人来参加。香案上排列物数品，余焚香行最敬礼，拍照毕，余立亭阶演说，略云“代表南洋千万华侨，回国慰劳考察，鼓励抗战民气，收取国内军民社会好印象，回洋作宣传材料，冀得增加金钱外汇之助力。”中部县系光复后为黄陵而设，故县界颇小，城市亦寂寞。余辞谢学生等先回去，同县长往游陵之前后，审其山脉形势，称日“桥陵”，实有原因。盖陵后有高山，山下有一道山脉隆起，广数百尺，长千多尺，两边地均低平，此山脉直透到陵后，再升超为山冈，高二三百尺，古树森列茂盛。据县长云，前经核计有六万一千余株（古树虽多，枯则补栽）。余按所谓桥陵者必为陵后高山与陵墓中间有一道山脉形如桥梁故有此称也。由桥陵观之岂三代以上黄帝时代，便有笃信风水者，不然如桥陵后方有高山起伏形势之，其左右前面复有水流环抱，近代迷信风水者所言之吉地，诚无出其右也。距陵前数百公尺，稍右畔有一小山，面积约数亩，高数十尺，有阶可上，不知是人造或天成。相传汉武帝在此求神仙云。游毕下山至大祠堂前停车，该祠堂，即黄帝祠，庭边有数株大树，有一树圆三十余尺，据云自远古时代迄今，又一树旁立一碑刻字云，“汉武帝挂甲树”，传汉武帝征匈奴回曾卸甲于该树。祠内外尚多可记，惜余已忘之。又相传黄帝已仙去，所葬系衣冠，然史不详载，是否事实；无可考。至陵前小山，传系汉武帝求神仙所造或属事实，因汉武帝信任方士欲求作仙，数十年而不悟，确系事实也。

洛川民众投书

余离中部往洛川县，陕西省政府所辖陕北等县至此为止。未到之前远见城外民众颇多，及稍近则知为农民，盖多穿黑旧衣及赤足者。余心中尚未明白，迨已到方知为欢迎而来。农民数百人排列在前，公务员及各界在后，余心更觉不安。蒋处长大小车先到，即开午饭，俾晚间可达延安城。饭毕出门，大小车三辆均在门前，余仍与侯西反、李秘书、寿科长共坐一车。甫登车而民众送来文书，侯李二君亦有收到，开行后蒋处长车亦随来。余车行快，不多时将出洛川界，余与侯李略阅诸文书五件，所言大同小异，概系诉骂共产党不法事。余已知其用意，盖出于一手之作为，令农民欢迎与投书，使余不直或怨恶共产党。不然，果有事实，向余诉说有何益耶？余将各文书交寿科长阅看，余则撕碎之投弃路边深处，盖不欲带过洛川界，致共产党知情。出洛川至鄜县界，便是共产党管辖，有军人在交界处站岗。过鄜县至甘泉县界，路边有一办公处招待饮茶，余问招待员至延安城须若干久。答两点半钟，时已四点矣，即赶起程。然沿途自西安至洛川，虽土路无铺石子，因久未降雨且非崎岖，车行尚平稳，所见山野亦颇青翠，及至鄜县以上，路多崎岖又乏修补，车不堪速驰，所见山野似不及前。余车逢稍平坦处仍快走，故五点半便到目的地。而欢迎者一部分方步行出门，渠等已接甘泉电亦按六点外方能到也。于是前列欢迎员请余暂候一步，余下车与他等谈话，约一刻钟然后步行与诸人为礼。计到者千余人，后面复接踵而来，在延安城外招待所休息十分钟，请往临时欢迎会开会。盖近处原有一露天广场，可容数千人，并一讲台可坐十余人。时到者可三四千人，均席地而坐，前列数百人多能听闽南语者。

延安临时欢迎会

延安各欢迎者到齐后，均坐于露天地上，余等并寿科长四人及其主席等数人坐台上。主席高自立系民政部长，致欢迎词并云“据甘泉办事处电话，余等四点余钟起程，按常时汽车须二点多钟乃能到，故通知欢迎人五点三刻齐集郊外，不图余车快速到，致有此迟误，对余等及欢迎员抱歉云云。”余答谢并报告余及慰劳团回国慰劳考察目的。慰劳团分三路出发，每团十五人，各有团长，余非团长，系南侨总会主席，代表南洋千万华侨回国慰劳考察云云（语与他处同，详前）。又言，“第一组慰劳团至西安，乏车可来已他往，余幸有车，故能到此与诸位会议。余等三人除沦陷区不能到外，若为车马或轿可到者当然前往，以尽代表职责。”又报告“南洋各属华侨，对抗战捐资回国，团结一致，及剧烈抵制敌货，虽被当地政府拘禁，亦再接再厉，历三年如一日云云”（详前）。余报告未终，在后方稍高处不知发生何项冲动，露天坐众大半惊起，亦有走者，约数分钟始恢复秩序。一南洋女学生告余：“前次张继等来在大会中，亦如此作风，系国民党间谍或特务员等，暗中捣乱，今日之事料必与前次同耳。”

欲巧反拙

越早蒋处长来见，云伊车至晚八点钟方到，并交来文书一件，余略阅则与洛川民众所投文书同样，然余经扯碎弃去，何复有此。乃询蒋君何处取来，答民众在洛川招待所门前，误投送伊车内，因该文书系送余，故代携来交。余乃告蒋君：“所收数件文书，知非善意，已就洛川界内毁斧，不欲贵党人知之，不图尚有多件误送君手。”蒋君云：“彼等不存善邻之意，往往借民众生事报告中央，致弄到今日恶感日剧，良由是也。”余按此种作风手段，非出于西安省主席命意，必出于洛川县长之主张。若出于省主席，他居重要地位，而令唆使民众行此离间计，则平时与共产党虽小事，安得不多端扩大，报告中央。如出于洛川县长，该县与共产党毗连，既不存友善和睦，则民事或他事交涉必多，既生交涉，必呈报省主席，不但可卸职责，或可借以邀功。如此事端小则报告省府，大则转呈中央，下层既多生事，上级必增加磨擦，安得不恶感日剧也。

李秘书留医院

延安招待所在城外，主持人为民政长高自立君，约定明天（六月一日）上午参观女子大学。朱德将军要来校相会，下午四点到毛泽东主席处晚宴，余均接受。招待所在山下，距公路百余步，寓所在上坡数百步之山洞。余住一洞，侯李同住一洞，每洞长约三丈，阔一丈，高九尺，正面有门及窗，用白纸封贴。床椅简单，洞内比洞外稍冷，时气候约六十度左右。膳室设在招待所，余等出寓下坡早餐，即将往女子大学参观。李秘书帽在对派洞寓，急于往取，便行，同坐一辆小型汽车。该校距招待所约十里，在山洞中，每洞较阔大，可容一班学生卅余人。校长为陈绍禹夫人，俄国留学生，诚挚招待。朱德将军亦到，同往洞内客厅坐谈。余致慰劳后，并代慰劳团谢其前日在西安厚意，又解释误约之事，“系出于中央同来招待员，而非省府，希勿误会，致增多意见”。朱君云伊早明白一切，完全是省府恶意阻挠，不许慰劳团赴宴，不然慰劳团经面许两次，欢喜愿往，万无失约之理。省府自来多端恶意往往如是，致两党意见日深。伊此回由河北回延安，途经洛阳西安，往访卫立煌、胡宗南、蒋鼎文诸君。伊离开延安已两年余，意在联络情感，同仇敌忾，卫胡二君情意极好，伊甚感激，若蒋鼎文则殊异云云。时已近午辞回，仍坐小客车，余已上车，李秘书继起，头上碰触车门顶，血出不止。暂卧露天椅上，急请医生来止血。包妥后用小汽车运往医院留医。医院距离十余里，亦属山洞，其山较高，洞内大小约与余寓相同。李君独住一房，看护招待甚周到。

延安城形势

时虽六月初旬，延安中午尚寒冷，约六十度左右。午饭后与侯君步行人延安城，有公路一道从城中通过，为南北必经路线。城内街店住宅多已倒坏，绝无人居。自前年被敌机轰炸多次，仅存偏僻处小平屋多少，政府禁民众居住，恐敌机复来轰炸。闻抗战前商民二万余人，现概移往城外附近山洞矣。延安城三面环山，唯前面开豁，登城后高阜上观览，见其形势优美伟壮。他日全城市区商店住家重新改建，若依新加坡科学化建筑法，通盘计划，注意卫生，每间屋长至多一百尺，屋后不许相接，（屋后如相接，必闭塞空气，关系卫生甚大）须留通路至少十尺。不但天然人工两俱美妙，而住民更可享健康长寿之无穷幸福。以陕北土地广大，将来南北交通便利，延安城在中心要区，他日可成为热闹都市，居民增至数十万人以上，实意中事，望当局注意为幸。余等复步行出城里余，至山下，一道市街，两边大小店屋百余间，均系商贩，有门市售日用品者，有似商行者，然屋宇多简陋，货物排列颇少。余问同行招待员：“货物何如此简单？”答：“恐遭敌机轰炸，凡大宗货物积存山洞内，需要则往取。”又问：“政府有无存货公卖乎？”答：“未有，概属商民自行经营。”又问：“大商店资本有若干？”答：“闻有十万元至二三十万元者，多系收买土产，然只少数人耳。”余回寓后，又问南洋女学生：“该商店是否政府经营？”答：“不是，系商民之营业，与政府无干”。

平等无阶级

下午四点钟，余与侯君乘车赴毛主席之约，到时毛君已在门外迎接。其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毛君形像容貌，与日报所载无殊，唯头发颇长，据言多病，已两月未剪去，或系住洞内寒冷所致。余言：“何不另建住屋，敌机如来可进洞内。”答：“亦有此打算。”又言他办公事多在夜时，鸡鸣后始睡，故日间须下午乃起床。余云：“何不改日间工作，身体或可健康。”答：“十多年如是，已成习惯。”余致慰劳毕。南洋女学生来，无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又一男学生来亦然。少顷集美学生陈必达来亦如是。余乃知平等无阶级制度。近晚朱德陈绍禹夫妇亦到，诸人安然坐谈，未有起立行礼等项。诸男女学生相辞回去，唯陈必达留作伴。筵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适风来被吹去即弃不用。同席十余人，毛夫人亦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