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郭超人、王长宽、张廷干、景杰敏在延安采访。

郭超人每年都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几趟，采写了多篇关于延安的稿件，产生了很大影响。1975年初，他采写了一组7篇共4万字的《延安纪事》重点调研稿，稿件标题分别是：《延安精神的无穷威力》《要不要承认落后？》《关于“高射炮”的讨论》《从一次“灌粪”事件说起》《“屁股”坐在哪里？》《需要有一个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司令部》《延安群众对陕西省委的希望》，4月份新华总社在内部资料上连续刊发。

郭超人在这组稿件开篇第一段就写道：从1970年开始，记者有机会先后多次到延安采访。每一次延安之行，几乎都有一个共同感受：一方面兴奋地看到，延安地区“革命和建设的形势越来越好”。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举世瞩目的革命圣地，又显然没有跟上全国奔腾前进的步伐。这种“年年有进步但进步不快，年年有变化但变化不大”的状况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

他在稿中写道：在延安工作的许多同志认为，延安人民之所以能在战争年代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作出贡献，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毛主席亲自培育的延安精神是一根红线，什么时候延安精神的红线突出了，革命和建设就出现极大的高潮；什么时候延安精神的红线淡薄了，革命和建设就停顿不前甚至走上弯路。延安地区各级党委抓延安精神，是与重新发表和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复电》联系在一起的。

1949年10月，毛泽东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郭超人写道：《人民日报》在《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社论中指出，在长期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延安精神，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精神。并号召“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但是，从延安地区近几年的实际工作来看，他们对这个根本问题有时明确，有时糊涂，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70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会上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延安地区的工作。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延安地区代表，指示重新印发毛主席的光辉《复电》，要求以《复电》为指针和动力，恢复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延安的工作搞上去。座谈会后，延安地区和各县的负责干部纷纷下到基层帮助工作，群众普遍反映各级领导的精神状态有了“新气象”，许多地方出现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1970年初，延安全区还只有10万亩左右的水浇地，到这年年底，全区水浇地便上升到18万亩，一年几乎赶上了以前的20年。

但是到了第二年，当记者再次来延安采访时，却发现曾经一度轰轰烈烈落实《复电》的群众运动似乎已经过去了。新成立的延安地委也不再讲《复电》了，在许多县社也看不到人们落实《复电》的那种劲头了，这种贯彻落实《复电》精神几乎“刹车”的原因在哪里？原来是在省上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个别负责同志指名或不指名地批评延安地区“用贯彻《复电》冲击了当前的运动”。当时到会的延安地区领导当会作了检讨。他回延安后又在传达会议精神时带头检讨，于是县、社负责人都跟着检讨，仿佛贯彻《复电》犯了什么大错误。正像有些同志后来形容的：“一碗水泼凉了三万九千平方公里”。稿中指出，现在看来，省上这种批评显然是很不恰当的，延安地委在贯彻《复电》上也缺乏坚定的自觉性。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到延安访问时，又一次听取了延安工作的汇报，并两次朗读毛主席的《复电》全文，严肃指出：《复电》是毛主席对延安人民的指示，要求延安各级党组织在工作中“兑现”，进一步发扬延安精神，加快延安地区建设步伐。从这以后，延安地区的工作又向好的方面发展。1973年，延安全区共有三千多名脱产干部（其中有县委常委以上领导干部150多人）来到基层一线带领群众大干，到这年年底，全区农田基本建设面积比1970年增长了一倍多，其中水坝地达到52万多亩。这一年粮食总产比1970年增长22%。1974年全区粮食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

郭超人后来在一篇材料中写道，这组调研的背景是：在“批林批孔”期间，江青等人企图搜集黑材料反对周恩来总理，看到周总理在1970年亲自抓过延安地区的建设问题，便扬言要查延安工作落后的“根源”。这时，我（郭超人）主动对延安进行了调查，引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说明周总理亲自抓延安工作以后，延安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各方面都获得了很大成绩，关于存在的问题正是各地党委还未能完全按总理的指示贯彻执行的结果。在此之前，江青、王洪文在一个月内五次批评延安，每次都说要查“根子”，这组调查作为内部资料报送中央以后，他们再也无话可说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组稿件中明确提出“延安精神的重建，乃是改变延安老区面貌的根本所在”，主题重大，振聋发聩，理所当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地方党委的高度重视。

（作者：边江 新华社陕西分社原副社长）

郭超人（1934—2000），湖北广济人。1956年10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进入新华社。先在西藏分社工作了14年，采写了《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等许多有影响的稿件，一举成为名记者，人民日报称其“传达了时代的最强音”。1970年初调到陕西分社工作，在三秦大地上奔波工作了8年。1978年调到四川分社。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1月调任新华社秘书长，随即任新华社党组成员，1984年起，先后任新华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1992年11月任新华社党组书记、社长。2000年6月15日病逝在工作岗位上，时年66岁。

郭超人采写了一组7篇《延安纪事》，提出“延安精神的重建，乃是改变延安老区面貌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