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仪式，是规范化的带有象征意义、记忆功能与观念传播作用的政治行为，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延安时期，中共比过去更加重视政治仪式，在不断深化认识的同时，更加注重实践上的运用。当时中共与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的黄帝祭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共探索与运用政治仪式的进程及其特征。

在政治仪式的理论上，中共重视经典作家的相关评论。马克思虽没有专门论述过政治仪式，但关注到其重要性。在《奥康瑙尔的葬礼》一文中，马克思写道：

“宪章派领袖奥康瑙尔的葬礼在昨天下午举行。大约有两万人参加了送殡行列，他们几乎全都是工人”；“送殡马车走在行列的最前面……马车后面是旗手。黑色的旗帜上镶着白色的字：《He lived and died for us》（‘他为我们而生，也为我们而死’）。在一面鲜红的大旗上显现出《Alliance des peuples》（‘民族同盟’）的字样。在先头旗帜的旗杆尖端微微摆动着一顶象征自由的红色尖顶帽。在门前有圆柱的美丽的公墓小教堂里举行了祭祷以后，威廉·琼斯发表了纪念死者的临葬悼词。最后，葬仪在圣歌声中结束。大示威的一切特征都具备了；只是不够尖锐，因为厄内斯特·琼斯由于妻子病重不能前来出席和发表演说。”

（《奥康瑙尔的葬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4页）

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以葬礼进行示威的政治仪式。恩格斯注意到拿破仑遗骸迁葬的祭礼对于法国政治社会的影响，所写诗句称：

“巴黎全城万人空巷/市民们拥向塞纳河滨……古老的法国和年轻的法国在这里融汇/整个法兰西都在哭泣/就连共和国的杰出人物也洒下了泪水……皇帝已经安眠/四周再也没有赞美的歌吟/一排排圆柱巍然肃立/投下庄严的阴影/这整座教堂就是他的陵寝！”（《皇帝遗骸的迁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283—285页）

对于民众的政治行为而言，政治仪式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表达方式，甚至是斗争武器。斯大林在执政时期十分重视政治的仪式化运作。有海外学者谈到“斯大林主义的仪式”时指出，

“每个革命后的政权总是努力或者继承它所取代的那个政权的旧仪式，或者废除它们，以自己的仪式取而代之。这正是共产党人所遵循的模式”（马尔科维奇、塔克等著，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苏联共产党发明的公开审判、斯大林崇拜、五一节游行、解放纪念日游行等政治仪式，充分运用政治象征的手段，强化参与者的政治身份意识与归属感。限于史料，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表述与“斯大林主义的仪式”影响中共的具体过程尚未得到清晰的呈现，但从延安时期陕甘宁的经典作家纪念、“五一”纪念等活动可推断，当时中共对政治仪式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经典作家的影响。

在政治文化观念上，延安时期中共实现了由传统王朝祭礼向现代政治仪式的创造性转换。就黄帝祭礼而言，中共的相关政治观念与传统儒家的祭祀观念明显不同。在明清祀典中，王朝国家将黄帝作为古代帝王之一，而且对黄帝的祭礼强调“天地君亲师”的伦理秩序与纲常名教，体现出王朝统治的正当性。而对于中共而言，黄帝只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并非帝王。其祭祀黄帝，意在唤起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民族解放意识，而非展演王朝政权的正统与伦理化的政治秩序。

换言之，中共的黄帝祭祀是一种由政党与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现代政治仪式。这种仪式让亲临现场的每一位参与者在祭礼的塑造与引导下，确认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分子，同时赋予参与者相关的责任与使命。诚然，中共的黄帝祭祀在文化观念上延续了崇拜祖先的本土传统。如马克思所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

简言之，延安时期中共对黄帝的祭礼实现了从礼到仪的现代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