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刘志丹等革命骨干南山突围后
王英选
历尽艰险返回根据地纪实
1933年6月，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陕西省的代表人、担任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的杜衡推行冒险主义，强令仅有三四百人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十六军成立时唯一一个团）离开陕甘边照金根据地，到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带的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导致红二团陷入十倍以上敌人的围困中，伤亡惨重，兵败南山。队伍被打散后，面对敌人重重包围和反复搜山“围剿”，刘志丹、王世泰、汪锋等革命中坚骨干分子，克服千难万险，冲破敌人封锁，最终先后回到照金苏区和党的怀抱。他们面对生死考验，对党忠贞不渝，革命意志坚不可摧的勇气令人赞美；他们英勇奋战，顽强不屈的精神与日月同辉，与世长存。
刘志丹和王世泰等同志的惊险返回之路
1933年6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按照杜衡的命令，南下渭华。部队从照金北梁出发行至富平县寇家庄时，杜衡提出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借故离开了队伍，临走前要求团长王世泰、代政委汪锋和参谋长刘志丹继续率领红二团南下渭华。
红二团过渭河后，很快便遭到敌人大部队及众多地方民团合围进攻。连续苦战十多天，消灭了许多敌人，缴获200多支枪，因携带不便只好将其焚毁。为了摆脱敌人，队伍被迫放弃在渭华立足的原定计划，进入终南山。但敌人追兵始终咬住不放。7月15日，队伍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敌人再次包围。张家坪之战是南下后最激烈的一场战斗。部队伤亡很大，虽然突出重围，但却被打散。刘志丹、王世泰和汪锋各带一部分人马在大山里与敌人周旋。由于敌人封锁了所有出山口，队伍找不到向导，白天没有粮食吃，夜间没有地方住，并不断遭遇敌人袭击，人越打越少。汪锋在张家坪战斗中腿部负伤，带领的六、七十名战士突围到甘家坪时，只剩几个人。他是蓝田人，多亏找到拥护共产党的可靠群众掩护起来养伤，没有被敌人发现。刘志丹带领的队伍突围出去后辗转于深山密林中，他牵挂着失散的战友，每天派人出去联络，但都没有消息。他深知，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只有分散突围一条路可走。坚持20多天后，刘志丹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说：“看来一时也找不到其他同志，现在我们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再继续下去恐怕都得困死在这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每个战士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们要想办法分散出山，回照金重整旗鼓，再搞革命。”听了刘志丹的话，大家都不愿意离开，许多战士说，要死死在一起，要活活在一起。
刘志丹好说歹说，才把大家说通，让战士们把长枪埋藏起来，带着短枪分散出山。随后他带七、八个人继续在山里寻找失散的战友。一天晚上在石头峪一个草庵子过夜时，半夜遭敌民团偷袭，身边人有的牺牲，有的被冲散，刘志丹冲出去时，只剩下自己了。后来在山中遇见少年先锋队副队长蒲永胜，才有了一个伴。就在刘志丹万分焦急寻找战友时，王世泰也和他一样着急。不过王世泰心里最焦急的是找到刘志丹和汪锋。王世泰十分明白：自己名义上是团长，但出谋划策、指挥打仗全靠刘志丹。本来这支队伍的总指挥是谢子长和刘志丹，改编为红二团时，杜衡将谢子长开除出队伍，也不许刘志丹担任团里领导职务，硬要自己这个昔日刘志丹的部下当团长。要不是刘志丹忠诚于党，顾全大局，全力相助，自己根本干不好。因此，“找不到志丹和代政委汪锋，不仅向党无法交代，多年结下的战友情谊来讲也不忍心”。“南征以来，几经遭劫，部队不断减员，加之天时地利无不对我军构成威胁。白天，战士们隐藏在梢林里；夜晚，下山在老乡家找点东西吃。本地老乡非常好，但他们生活太苦了，想接济红军又无能为力，只好挤出一些苞谷面和洋芋送给部队。战士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衣服破烂不堪，几乎遮不住羞丑；鞋子烂的无法走路，有的干脆打赤脚走，竹桩、树茬 扎破脚板，用破布一裹，继续行军。不少战士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下遗骨终南山中”（《红二十六军在照金》王世泰回忆原文）。面对无情而严酷的现实，王世泰同吴岱锋、高锦纯、杨文谟等几个干部商定，让战士们埋枪分散出山回照金。当宣布这一决定时，在场的战士全哭了。面对严酷现实，战士们不得不挥泪告别。随后，王世泰带着留下的同志继续寻找刘志丹。终于，几天后，在石头峪后山，分别一个多月的生死战友重逢了。刘志丹、王世泰和身边的战友激动万分。刘志丹指着小蒲对王世泰说：“我能活下来，全凭这个娃娃。”严酷的野外环境和激烈的战斗消耗摧垮了刘志丹的身体，那些天，在山里多亏小蒲找吃找水喝，搀扶行走。如果不是与王世泰等战友相遇，后果不堪设想。
刘志丹、王世泰等人会合后，立即商量如何出山返回照金。20来个人一起走肯定不行。于是，他们又分批打发身边同志分散离开。刘志丹名气大，1928年在这一带领导过著名的渭华起义，当地许多人认识他，加之他比较明显的陕北口音，没有掩护是绝对过不了敌占区的。唯一办法是找到当地地下党组织。几天后，他们在箭峪后沟找到一户人家。其实家里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老人知道他们是红军后，非常热情。虽然生活清贫，仍设法给他们几个人搞吃的。并让他们暂住在自己家。过了几天，老人告诉刘志丹等人：“前原山上这两天总有人这里看看，那里转转，好像在找人。”
刘志丹问：“您老见过他们？”
“今天还见了。”老人回答。
“他们问你啥来着？”刘志丹又问。
“问有没有看见红军。”
老人见到的陌生人是自己人？还是敌人便衣？一时无法确定。为了安全起见，刘志丹一行当天离开老人家里，转移到另外一座山里。第二天夜晚，他们又来到老人家打问情况。老人说：“山上的人想见你们。”
第二天，双方在山上见了面。来人说他们是地下党派来营救红军出山的。为了证实是不是自己人。王世泰让对方明天拿介绍信来。
次日，昨天见面的人领着地下党的负责人拿着介绍信来了。信中说，他们是奉省委和渭南县委的指示，寻找刘志丹和王世泰的。
真的是自己的同志！千找万盼，终于见到了自己人。双方互叫一声“同志”，顿时浑身热血沸腾，每个人泪流不止，难掩心中的激动。刘志丹等同志跟随来人连夜下山，天亮前到达一个叫黄麓口的村庄。这个村地下党的同志十分热情，他们把掩护刘志丹视作无上光荣。几个月非人生活折磨得红军官兵不像人样，地下党的同志赶忙为他们换衣理发，倒茶做饭，忙前忙后，关心倍至。几天后，省委派出专门负责寻找刘志丹的黄子文夫妇俩也和他们接上了头。在黄麓村住了十几天，总算把同志们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在此期间，他们应地下党组织请求，夜间出击，除掉了双手沾满革命群众鲜血的恶霸宋宗武，为民除了一害，也为那些渭华暴动失败后被宋宗武杀害的起义农民报了仇。
除掉宋宗武后，刘志丹、王世泰等人由地下党员王杰（建国后曾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领路，前往渭河南岸的赤水镇。在赤水镇，做的第一件事是让渭南县委书记赵文魁护送杨文谟去西安找省委汇报。此时，他们还不知道省委已经被敌人破坏。
如何渡过渭河成为一道难题。敌人在渭河沿线封锁很严，赤水渡口住一个排把守。经过与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反复商量，最后决定由地下党派几名水性好的党员，夜间护送刘志丹、黄子文、曹士荣三人泅渡，通过了渭河封锁线。为防枪进水，由王世泰与黄子文爱人李胜云假扮夫妻，从渡口过河。李胜云挎着篮子，装做给“老母亲”过周年，篮子里装有一眼能看清楚的香、纸、献馍等，最下面藏着两支驳壳枪、一支手枪。王世泰怀里揣着驳壳枪，一只手拖着李胜云两岁多的孩子黄北平。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事先用两天时间，训练小北平习惯将王世泰叫“爸爸”。李胜云特意在剪发头上戴了假发，盘在头上。根据敌人可能盘问的问题，做好了应答准备。上船时，两人相互照料，没有露出任何破绽。盘查的敌兵万万不会想到，红军团长会从自己眼皮底下经过。就这样有惊无险地闯过了敌人的渭河防线。
过渭河关口后，分别住进白家庄几个地下党员家里，在党支部书记张我公帮助下，搞到了回根据地的路费。在这里，应地下党组织的请求，截获了由潼关方向沿渭河开来的两艘装满大米、面粉的国民党军需船，分给了300多名贫苦农民。
从白家庄去照金并不是很远，沿蒲城、富平、耀县线路走，如果顺利，三四天就可以到。但是，由于王泰吉在耀县起义后，敌人搜捕严查起义失散人员，沿途设立了大量哨卡，封锁严密，难以通过。为了安全返回，刘志丹、王世泰商量决定舍近求远，经陕北转陇东，南下正宁，再东返目的地。他们购买了一副货郎担和日用小百货，刘志丹亲自动手把货箱改成夹层，下面藏枪，上面放货，沿村赶路。在白水县尧禾镇，误将北门当东门走错方向，上了暗门山（又叫雁门山）。
走到半山处发现方向不对，如返回又恐引起人怀疑，不得已只好向前走。由于满山荆棘丛生，到处都是酸枣刺，每个人四肢被扎得鲜血直流，天黑时到达洛河边。时值洛河正发洪水，找了几个小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船夫，送他们过了河。
过了洛河进入洛川县后，便是刘志丹、王世泰前两年曾经打游击的地方。在所要经过的县，他们一路找地下党员、找亲戚朋友，行进比较顺利。但是在刘志丹家乡保安县时，差点出大事。那是他们在曹家沟村外几里的一处石崖窑夜宿时，刘志丹急于了解情况，找来村里一位共产党员相谈。这位党员见到刘志丹十分激动，回到村里便一一向其他几个党员相告，恰被敌人的狗腿子听到，向离村子不远处的旦八寨敌守军告了密。下半夜，大家熟睡时，一只狗悄悄进来找食惊醒了刘志丹和王世泰，他俩突然觉得这里不安全，急忙叫醒黄子文和曹士荣迅速转移。就在他们离开不到一小时，旦八寨敌人一个排扑了过来。好险啊！如果不是警觉性强，即使他们逃过了九十九道关，也难逃最后这一难。
过了保安县，沿着甘肃省合水、宁县、正宁以及陕西旬邑县境内，顺子午岭山林一路南下，终于在农历八月十五回到朝思暮想的照金薛家寨。从7月15日蓝田县张家坪突围，到返回根据地，几百里路途，犹如千里万里，刘志丹和王世泰等同志竟然奔波了近三个月。
“刘志丹回来了！”“刘志丹回来了！”薛家寨一下子沸腾了！根据地的领导习仲勋、王泰吉、张秀山、高岗等人和游击队领导强世卿、李妙斋、张仲良、张邦英、陈学鼎等迎出来了！寨子里所有红军和游击队战士都迎出来了！大家热烈拥抱刘志丹，一个个激动得泪水直往下流。
张家坪突围后，红二团警卫队长王兆相跟随刘志丹行动。
一天，刘志丹在山上召集党委会研究在渭南山区打游击的事，突然遭敌攻击，队伍又一次被打散。王兆相等人与刘志丹分开后，每天与敌人在山里周旋。由于天天下雨，大家只好光着脚走路。每个人腿脚都被石头树枝划破。有一天走到一处绝壁处，突然听到团部马夫喊了一声，便掉了下去，同志们艰难地绕路下到谷底，但再也没有找到。过了几天，看到前面有个村庄，他便带着大伙想去村里休息。进村后才发现有敌人，立即开了枪，大伙又钻进了树林。只听敌人边搜边喊：“缴枪给20元路费回家”、“你们杨连长都缴枪了”。王兆相在树林里先后遇见3名战士和共产党员谭生斌。他俩告诉战士：“杨琪连长绝不会投降，别听敌人瞎喊”。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他们便一块下山搞吃的。可还未进村，又被敌人打散。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半夜时，听不见敌人搜山叫喊声，他便走到山下田间一个孤零零的破草房内。房内有一个庄稼人睡觉被惊醒，问他什么人？王兆相说：“红军下来的。”那人说：“红军是好人，那年高塘原暴动（渭华起义），红军打富济贫为穷人哪！”然后又说：“你累了，在这睡吧，我给你看着人”。天亮时，少年先锋连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小战士也冒雨来到这里。老乡说：“你们都是好人，我一定帮你们出山，先回村里给你们弄吃的去。”到了中午，老乡背了个箩筐回来说：“村里住了不少白军，说我在山里藏了红军，把我捆了起来，多亏村长求情才放了。你们快点吃饭吧，一会白军会来搜山的。”他俩吃了老乡带来的饭，然后由老乡带路，乘着大雾，前往另一处山口。快到山口时，老乡告别，并告诉王兆相：“前面沟口有一家弟兄几个，都是好人，他们会帮你的”。
王兆相路途多遇好心人，讨饭打工艰难回到“家”
王兆相找到那家人，女主人问他俩是干啥的，他便实说是红军。主人说：“红军是好人，快坐下歇息吧。”看到他的鞋破的不能穿了，找来一双鞋让他换上，并去给他俩做饭。这是一家蒲城人，待人很厚道。饭后，家里两个男人送他俩沿沟走了一段，临别告诉他们：“这水是往北流的，顺水流方向走就能出山。”小战士是关中人，他是陕北人，两个人在一起口音不同易引起人怀疑，于是他俩便从这里分开各自行走。在高塘原上，他给一家人推磨子，这家人给他吃了两顿饭。边走边找活干，找不到活时只能讨饭。有的人不给吃的还说难听话。有一家妇女说：“你年轻轻的咋不去劳动？”他说：“要是有人要我干活，只要给饭吃，不给线也行。”妇女说：“那你就给我家挖粪吧。”挖了一天粪，又吃了两顿饭。这家妇女又介绍他给另一家锄地。这家人日子过的宽裕，答应他干一天付给40铜板。干了两天。临走时，主人说：“咋看你不像干活的人？”王兆相说：“我是在西安读书的，到北京考大学，半路被土匪抢了，没有路费，只得干活。”那人听后便说：“那你明早还在我家吃饭吧。”王兆相连忙说：“那太谢谢您了！”第二天吃罢饭，男主人给了他80个铜板，还给他拿了3个馍。来到渭河边仓头镇码头，上船刚离岸，忽然赶来民团几个团丁，说上司有命令，为防红军过河，封锁所有船只。
那船夫说：“船已开了，船上没有红军。”当时吓坏了王兆相。他想，船要是开回去就糟了。不过船夫趁机向他要了40个铜板。过了渭河，王兆相沿富平县直奔三原县武字区。凡是大村镇便绕开走。由于口袋里钱不多，只好继续讨饭。天黑到一个村子找过夜处，可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谁家也不愿收留陌生人过夜。有个好心人给了几根火柴，让他去大庙里住。来到黑漆漆的庙里，划着火柴，只见那些塑像七倒八歪，龇牙咧嘴，怪吓人的。但他太累了，也顾不得那么多，便躺在墙角下睡着了。第二天起身朝三原县以北继续赶路。忽听到远处有枪炮声，他问一个老乡是怎么回事。老乡说：“那是王泰吉骑兵团兵变，参加红军了。杨虎城派兵来，双方正打仗哩。”王兆相听了心里高兴。便问老乡这里是啥地方？老乡告诉他是三原心字区。并问他是干啥的。王兆相说：“我是红二十六军派来给游击队送信的。”老乡指了指前边村子，说那个村有赤卫队和共产党。王兆相急忙赶到前边村子里，遇见几个年轻人，把刚才给老乡说的话重复了一遍，一个青年马上说：“跟我走吧。”青年人把他领回家，说自己是党员，让先住他家。见他头发太长，又找来理发师傅给他理了发。并扶他到另一个村与逃到那里的一个红军战士相认。一见到相互认识的战友，他俩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的不得了。青年人便把他俩送到区委。区委负责同志看到王兆相脚烂的走不了路，便找来一辆车，晚上把他秘密送往另一个村庄，休息了十多天，把脚治的能走路了，他才化状成木工，回到照金苏区。由于红二团的所有经费在张家坪突围战中悉数落入敌手，所以突围出来的每个人都没有吃住行必不可少的路费。绝大多数人与王兆相一样，是靠讨饭和打短工返回的。
刘约三带着意外收获智返照金
与其他在南山牺牲的战友和经历艰辛返回照金的战友相比，刘约三比较幸运。刘约三是红二团军需供给处处长。南下渭华，全军的钱全部驮在一头骡子身上，由他牵着。张家坪突围时，敌人一颗子弹打死了骡子，又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膝盖，跟随他的修械工人王定超立即扶着他上山。走了不多远，又一颗子弹打中他腹部，肠子露了出来。王定超急忙用棉花和绷带给他缠上，舍命把他背到山上一个石洞里。
敌人满山遍野搜山，他俩被敌团丁抓住，送到民团部。团总盘问时，刘约三和王定超按照事前商量好的话，都说是杨虎城军队兵工厂工人，被红军子弹打伤。正巧民团缺人修枪械，团总不再细问，便让手下人带他俩去修枪。好在身中两枪未在致命处，刘约三便在敌团总家里一面养伤，一面修枪。慢慢地能拄着拐杖走路了。在团总家住了40多天，枪械修完了，伤口也基本长好了。离开后，他和王定超装成本地农民，沿大路出山，先到了渭南县。从渭南经临潼、高陵、淳化等县可直去照金，但敌人搜查严密，不能走此路。俩人商议后，决定经西安，沿西兰公路西行，再绕路回照金。
到西安后，他俩暂住在王定超叔父家。想起两个月前南山突围，不少战友牺牲和受伤，活下来的不知还有谁突出重围，刘约三心里十分难过。他不甘心这样两手空空返回苏区，便和王定超商量，决定利用王定超以前在兵工厂当过工人的关系，联系些人一块去照金办兵工厂，重新发展革命力量。工人们听说给红军干，不少人愿意去。不几天，便联系好15个人。为了解决路费问题，刘约三冒险到骡马市一家饭馆与地下秘密联络员接上关系，这位同志设法给了他68元，并给了一张回根据地的介绍信。刘约三又拜访他以前的老师杜斌丞（时任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先生又给了18元。临走前一天，在街上遇见被敌人俘去的号兵康建民，敌人让康健民在其兵营继续吹号，因此没有受虐待，还可以自由出入军营。康健民见到王兆相，便要跟他一块走。
7月中旬一天，王兆相等17人装扮成工人，每人背一个工具包，里面装有榔头和铁钳等工具，分三批出城朝西走去。事先约定，路上遇到盘查，就说去天水兵工厂做工。行进途中，大家拉开距离，装作互不相识。沿途经过敌人许多哨卡。在永寿县监军镇，驻军盘查时，从康健民包里搜出一个军号嘴，这是小康想带回照金使用的，敌人便把他扣下再次当号兵。其余16个人均未出问题。到彬县以后，他们改变方向，一路朝北，不几天便到了照金根据地。康健民不久也逃出敌营回到照金。
有了刘约三和王定超带到照金的这些工人，壮大了薛家寨红军兵工厂。尤其使刘约三欣慰的是，他俩带到照金的工人里面，其中惠子俊一年后当了陕甘边特委书记（当时中央要求，各级党委一把手要由工人出身者担任），1935年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合并成立西北工委时，惠子俊又当了西北工委书记。1937年中共西安市委成立时，惠子俊担任西安市委书记。据不完全统计，南山突围后，红二团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盘查，历经艰险困苦，先后返回照金苏区的人员除了刘志丹、王世泰、王兆相、刘约山外，还有马宜超、杨琪、杨文谟、吴岱峰、赵启民、黄罗斌、曹士荣、高锦纯、姜兆莹、马福祺、王文华、刘维舟、苏士杰、惠泽仁、赵德荣、朱子修、王文昌、王有福、边德荣、胡彦英、魏武、芮四、赵铁娃、师八牛、牛钢、韩志诚、赵清杰等约30人。革命骨干连以上干部，除一连连长杨致和牺牲外，其他人都安全归来。还有一些同志当时虽未回到照金，但在其它地方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如汪锋伤愈后，被省委派往汉中开展工作；谭生彬回到家乡延川县，立即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组建了中共南区工作委员会；李秉荣突围后受党组织委托在西安收容南下失散人员，后被敌人逮捕入狱……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刘志丹等同志坚强领导下，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后，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成立，南下突围归队的红二团骨干分别在红四十二师担任不同职务，跟着刘志丹投入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新的斗争中。到1935年初，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下属5个团，正规兵力发展到2000多人，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到两省交界的十几个县。
突围归队人员中，刘志丹先后担任红四十二师参谋长、师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务，1936年红军东征期间指挥部队攻打三交镇不幸中弹牺牲。杨琪、曹士荣、惠泽仁、胡彦英、苏士杰、王文昌、王有福等同志后来在其他战斗中英勇牺牲，大部分人奋战到新中国成立后，并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其中汪锋同志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晚年当选中顾委委员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世泰同志曾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甘肃省政协主席和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务，王兆相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工程兵学院院长，吴岱峰曾任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康健民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赵启民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海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高锦纯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黄罗斌曾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谭生彬解放后曾担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杨文谟曾任解放军南海舰队参谋 长等职。刘约三曾任陕西省交通厅和农业厅副厅长。
（作者系铜川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铜川市延安精神<照金精神研究会副会长）
